安顺廊桥夜景，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写到成都廊桥
《华阳国志》说：“蜀江众，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直到清末，傅樵村写《成都通览》时还说：“四川虽属山国，而成都实为泽国。”当时成都城内外，存在的无形之桥和有形之桥还有217座。直到上世纪末，成都以桥命名的街巷就达60余条，其中桥名变街名至少在40条以上。那些如长虹卧波一般各式各样的桥，有些已湮没在浩淼的时间长河，另一些却依然闪耀在遥远的历史星空。
在清代地图上可以看到成都桥梁众多
七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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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七星镇水
锦江像一条玉带环绕在成都市区，这是晚唐以来才形成的二江环抱的格局。之前，二江在城西和城南平行而流。这是大禹治水理念“东别为沱”的结果。靠近城的一条叫郫江，又名内江、市桥江、府江、成都江等，这是府河的前身；与郫江并流的叫检江，又称外江、流江、锦江、笮桥江、清远江等，是南河的前身。二江如今统称为锦江。
李冰接任蜀郡守之后，一场空前的水利工程拉开了序幕。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凿了惠泽万世的都江堰，而直接在成都城建设的项目便是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开石犀溪，把成都“市”南移至郊外二江之间，形成了成都市“二江珥市”的布局。
扬雄《蜀记》云：“星桥上应七星，李冰所造。”《华阳国志·蜀志》载：“长老传言，李冰建七桥，上应七星。”七星者，就是北斗七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李冰七桥之所以对应北斗七星，是欲赋予七桥镇水的意义。故而七桥总名又称“七星桥”。李膺《益州记》记载的七星桥分别为冲星桥、玑星桥、员星桥、长星桥、夷星桥、尾星桥、曲星桥。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桥名则是冲治桥、市桥、江桥、万里桥、夷星桥（又叫笮桥）、长升桥、永平桥。《水经注》则记载了九座桥，名称也略有区别，为冲里桥、市桥、江桥、万里桥、夷桥、长升桥、升仙桥、笮桥、南江桥。
七桥有五座在郫江上，只有长星桥和夷星桥两桥在检江上，它们和郫江上的玑星桥、员星桥正好形成“斗勺”，冲星桥、尾星桥、曲星桥三座相连则如“斗柄”。因为李冰，七桥蜚声海内。东汉大将吴汉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时，刘秀特别吩咐他：“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足见七桥远近闻名。
那么，七桥今安在否？据《成都通史》载，冲星桥约在今魁星楼城墙外桥附近；玑星桥在西胜街口与西校场正门之间；员星桥在文庙前街靠近南大街一带；长星桥即今万里桥，俗称老南门大桥；夷星桥在万里桥西，即在百花潭与南门彩虹桥之间；尾星桥在北巷子与红光东路交叉口；曲星桥在通锦桥附近。
从文翁路往南直抵锦里中路的锦江边，有一株树龄百年以上的皂角树，树旁有座人行拱桥，它的位置就是李冰所建夷星桥的旧址。当年整治锦江，工人在百花新村南河段河道挖掘到数十根巨型圆木桥桩，分为5排排列，每个桩长3米。专家推测这就是古笮桥遗迹。从排列桥桩看，笮桥长60米，宽足有20米，这比起两千多年后的钢拉索桥宏伟壮观了许多，从而也说明古代的锦江是一条宽阔的河流。
笮桥被称夷星桥，造型独特，富有民族特色。“夷”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的称谓，之所以又叫笮桥，则说明是笮人所建。笮人又称笮都人，主要居住在川西高原中部和南部及大邑、蒲江、邛崃、崇州一带。秦灭蜀后，荥经、汉源的笮人部落曾投奔蜀侯，成都的笮人应是那时移民来的。李冰建七桥时，将笮人群居地的桥交给笮人建，按照其民族习惯，笮桥建成了一座索桥。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描述说：“篾作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足从风摇动，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来去无惧。”
李冰时的检江，江面宽阔，水急浪大，这样的大江上悬空一座索桥，无疑是城市的一道美丽景观。即使千年之后，大诗人陆游见到笮桥，也禁不住想到故乡的钱塘江，在《闻浣花江声甚壮》中写道：“浣花之东当笮桥，奔流啮桥桥为摇。分洪初疑两蛟舞，触石散着千珠跳。壮声每挟雷雨横，巨势潜供鼋鼍骄。”
万里桥
诸葛亮留下的饯别传统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难来到成都。一天，在锦江边一座大桥前，玄宗伫立良久，问此是何桥，左右回答名叫万里桥。玄宗无不感叹：“开元末年，高僧一行曾说二十年后有国难，朕当东游至万里之外，这就是啊！”
今天站在新南门大桥向西眺望，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座现代化的双层大跨度的立交桥。这桥的前身就是李冰建“七桥”中的长星桥。《蜀都名胜记》称：“南上为万里桥，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矣。”因桥南曾有一眼笃泉，故而又叫笃泉桥。但民间则一直称为南门大桥，因为桥正好在南门城门洞外。
万里桥曾是一座七洞石拱桥。1953年改建后，桥面放平，加了桥栏和灯柱，但石墩和拱洞还是清代的。而李冰造的长星桥是啥模样，已很难说。从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车马过桥图》拓片看，应为木桥。1988年维修万里桥时，人们发现秦汉时期的砌砖和基石，基石上可见成排的木桩孔洞，印证了木桥的猜想。秦汉时建桥多以木为梁，技术上则采取木石混合结构。
宋时，万里桥则是廊桥。宋人刘光祖在万里桥重修后应成都府侍郎赵汝愚之邀，写过一篇《万里桥记》，虽没言建桥材质，却说原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修的万里桥“犹陋弗称，且易坏，久将莫之”。再从陆游描述万里桥“朱桥架江面，栏影摇波光”的诗句看，木质廊桥是肯定的。
木桥极易毁于洪水和战火。明末战乱，万里桥再次被毁，康熙五年（1666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联络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及同僚官员，捐俸银重建万里桥。桥廊匾额书有“武侯饯费祎处”，成都知府冀应熊题了“万里桥”勒石于桥下。康熙五十年（1711年），万里桥大修过一次，之后一直使用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川总督李世杰再修。这次重修采用以石为梁，桥面拱形，桥身加栏。新万里桥高三丈，宽一丈五，长十丈。从此万里桥告别了木廊桥的历史。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马长卿又一次扩修，建成了一座长85米、宽15米的七孔大石桥，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题写了万里桥石碑。此后，万里桥被称为南门大桥。抗战时期，下游建国门外修了座新南门大桥，于是万里桥便改称为“老南门大桥”。
万里桥因诸葛亮而成为成都最富文化内涵的桥之一。《元和郡县志》载：“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而按《万里桥记》，说法则有二：其一，“古今相传孔明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后因以名。’其二，‘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于是，历代文人对万里桥赞美不绝。杜甫写过好些赞万里桥的诗，其中“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妇孺皆知的名句。岑参《万里桥》诗则说：“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浪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张籍《成都曲》也是名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苏东坡亦留下了“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月暮萧萧”的名句。
自诸葛亮始，万里桥就成为文人雅集送别之地，所以自古以来多酒家。1906年在桥头开设的“枕江楼”餐馆红火了数十年。李劼人重写《大波》记述了枕江楼酒家的兴旺。枕江楼以醋烧五柳鱼和醉虾远近闻名，民国要人张群、冯玉祥以及不少文化名流如张大千、徐悲鸿、老舍、肖军等都光顾过。1938年，张恨水从南京逃难来蓉，本地文人为他洗尘，宴毕留墨，饱含国仇家恨的大作家挥笔写成一首《七绝》：“江水呜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为万里桥再添了一笔凝重色彩。
20世纪50年代后，枕江楼改造成旅馆；1995年，万里桥被彻底拆除。如今，大桥南头修建了一幢酷似轮船的建筑，命名为“万里号”。“船”上生意火爆。这幢船形建筑似乎想表达“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历史意境，又似乎在述说“万里桥边多酒家”的人文传统。
上世纪初，成都万里桥下还有渔民捕鱼
万福桥
婚嫁踩桥吉祥福地
二江在晚唐时期发生了巨大变迁。杜光庭《神仙感遇记》卷五说：“高骈筑罗城，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南，与青城江合。”青城江即为检江，又称锦江。这样，原在城西南和南面与检江并流的郫江被人工改道经城北、城东向东南流并在合江亭汇入检江，从此形成了成都二江抱城的格局。
改道后的郫江称为清远江，在新开的河道上先后建起了不少桥梁。其中有几座至今还存在，但它们只有古名，却不是古桥。
今人民北路一段和人民北路三段之间有座大桥，名万福桥。那是1958年开通南北通衢大道人民路时新建的一座桥。清代的万福桥南曾经有条土路蜿蜒在河道与城墙之间，一直通向北城门。万福桥处于城北要道，是进出新都、新繁一带的交通要道。据清同治《成都县志·津梁》记载：“万福桥，县北二里。架木为桥，上覆以屋，有亭有坊，长五丈，宽丈余。”可惜这座有彩楼的木质廊桥，在1947年的大洪水中被冲毁。从李劼人小说《大波》描写的一鳞半爪中我们可以想象万福桥当年的风貌：“万福桥是一道跨在府河上面，不算长，却相当宽的木桥。两边有高栏杆，上面是板鳌抓角的桥亭，已多年没有修理，金碧彩画全着尘土糊得没眉没眼了。”
万福桥的建桥历史已有千年，宋代时这里就有了廊桥。据说其桥名就源自桥头的牌坊，上有“万福来朝”匾额。另有说法是，桥头有座净众寺，后因供奉曾给百姓惠泽的益州知府张方平，便改名万佛寺，口语叫成万福寺，因此桥也就成了万福桥。因为“万福”就是吉祥，所以老百姓把万福桥视为吉祥福地，每有婚嫁，总会抬花轿去桥上走一遭。久而久之，花轿踩桥就成了古时候成都北门一带的风俗。
从清远桥到驷马桥
一座城市对文学的纪念
清远江凿通后，罗城北面太玄门外的江上建起了一座木桥，史称清远桥，又叫迎恩桥、大安桥，俗称北门大桥。
清远桥最早是座石桥，南宋四川制置使京镗正是不满意这座小桥，下令重建，并且把新建的清远桥更名为驷马桥。他还写下了一篇《驷马桥记》：“出成都城北门不百步，有桥，旧名清远。凡自佗道来成都者，必经焉。”他引经据典，推论《成都集纪》中所记秦汉七桥没有清远桥，升仙桥却在其中，因此这清远桥就应该是升仙桥，而升仙桥是司马相如题过字的桥，那么就理应改名为驷马桥。
制置使是南宋时四川的最高军政长官，京镗的话没人敢反驳，如此便以讹传讹，给后世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直到明代《四川总志》才更正过来。
京镗所建所谓“驷马桥”，其规模造型依照《驷马桥记》载，“石其址以酾水，如堆阜者三；屋其背以障风雨，如楼观者十有五。楹板其虚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丈，其广二丈。甃南北两涘以御冲决，冀东西两亭以便登览”。
然而岁月无情，这座漂亮的木质廊桥终难敌风雨侵蚀。明代在南宋“驷马桥”的旧址上，重新修起了一座五洞石桥。由于北城门此时称为大安门，桥也就改称大安桥，名称一直沿袭至今。大安桥在府河波涛中屹立了数百年，虽经多次修葺，但终究无法承受现代城市之重，1996年古老的大安桥正式“退役”。
回头说，京镗为什么要把清远桥硬扯上驷马桥呢？司马相如与驷马桥的故事太有名了！经世代传诵演绎，已成为古老沙河上一个永恒流淌的浪漫传奇。历代文人墨客都以吟诵驷马桥作为一大雅事，尤其唐宋诗人。最着名的一首是唐代大诗人岑参的《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
其实，当年司马相如发出“高车驷马”誓言的桥，名叫升仙桥。李膺《益州记》载：“升仙水，起自始昌堰。堰有两叉，中流即升仙。”卢求《成都记》中说：“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升仙山即凤凰山，因张伯子在此修炼成仙的传说而名。从升仙山流出的水因此叫升仙水，这就是今天的沙河。司马相如以他不朽的功名赋予了古老的升仙桥厚重的文化底蕴。升仙桥沾了大才子的文气而流芳百世，最后竟把张伯子成仙的典故湮没了。
现在在解放路一段北口与驷马桥街之间的沙河上，有一座宽阔的水泥大桥，这就是今天的驷马桥。驷马桥头的仿城阙建筑让人们顿时穿透两千年的历史烟云，感受到时空岁月的壮阔和美丽。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欲去都城长安一展宏图，离开成都北上时，司马相如来到升仙桥，眼见桥下滚滚逝去的河水，再北望伸向远方一直连接都城长安的大道，心中发下誓愿，遂提笔在桥头送客观的木柱子上挥毫写了一行大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高车驷马，即是四匹马拉的华贵的车。我国古代礼制对车辆驾马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乘车辆驾马的数量也不同，可见司马相如少年时期便有鸿鹄之志。
然而，梦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景帝不好辞赋，以写辞赋擅长的司马相如仅仅得了个武骑常侍的闲职。司马相如默默地回到成都，没想到娶了临邛卓文君，书写一段爱情佳话之后，事业也飞黄腾达。汉武帝喜爱辞赋，加之成都老乡、狗监杨得意的推荐，司马相如终于得到了朝廷赏识。武帝授予司马相如中郎将之职，两次派他出使西南夷，使邛、笮、冉、駹、斯榆等蛮夷都归顺了朝廷。所以当他出使回归途经成都时，太守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县令则背着弓箭在前面作警卫，凡蜀人均感觉颜面增光。司马相如不仅有功于国家，也实现了他“高车驷马”衣锦还乡的个人理想。
升仙桥从此与司马相如结缘。京镗因司马长卿的题记改了桥名，却如当代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所言：“似是为相如得官而赞，实是对文学的纪念。”
从濯锦桥到长春桥
古代成都的经济命脉
清远江下游至罗城大东门外，又有一桥，明代称濯锦桥，清代改名长春桥，民间俗称东门大桥。明代时，桥畔有不少织锦作坊，而下游二江合流处濯锦效果又好，所以称此桥为濯锦桥。但濯锦桥决不是明代才建的。清末修补此桥时，曾挖出过宋碑，更早当在高骈筑罗城后不久，因为濯锦桥正好架设于罗城东门外，按城内外交通常规来说，此处江面上是应该有桥的。
该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明天启年间的《成都府志·关梁》：“濯锦桥，府城东门外，其下有坊，江合二水，濯锦鲜明。”明代成都织锦手工业发达，虽被蜀王府垄断经营，产量不如从前，但工艺更精湛，作坊规模更大更集中。濯锦桥附近集中出现了大量的织锦作坊。工人们织出的蜀锦不仅在江里濯洗，而且成品也在这附近码头装上船并运到全国各地。蜀锦是古代成都最重要的外销商品，也是蜀文化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成都人民的高度智慧。以濯锦来命名这座桥，足见蜀锦对成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濯锦桥到清代更名为长春桥。《蜀梼杌》载，前蜀王建时，罗城东门叫万春门，那么城门外的桥名带上“春”字则很自然。另外，清代时，长春桥附近，即今“水井坊”一带出现了不少酿酒坊，据《成都通览》记载，附近就有好几家烧房、糟坊，如：周义昌永糟坊、谢裕发新糟坊、胡庆丰隆糟坊，以及傅聚川元糟坊、杨义丰号糟坊、彭八百春，等等。中国酒文化中，往往以“春”字代酒。濯锦桥名的变化，也许与此地酒业的兴起有关。
明代的濯锦桥是座石桥，清代进行重修。清嘉庆《华阳县志·津梁》记载称，长春桥“高二丈，长十余丈，阔二丈，中稍隆起，冀以栏楯，石材拱式，有三孔桥洞。创建年月无考，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修”。修葺过后的长春桥一直使用到清末，民国《华阳县志·津梁》也有记载：“长春桥，治东五里余天福街，跨油子河，即府河。石材拱式，三洞。清乾隆五十年重修，光绪十二年（1886年）又重修，旧名濯锦桥，俗称东门大桥。”
从濯锦桥到长春桥，再到百姓直呼的东门大桥，名称演变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安顺桥
马可·波罗的游记
锦江上最后远逝的古桥是安顺桥与九眼桥。安顺桥曾为廊桥，九眼桥是石拱桥。安顺桥弱不禁水，常遭冲毁；九眼桥雄伟壮实，风雨几世纪。它们都是万里、驷马之后成都最着名的桥，也是几十年前才湮没的古桥。
今天在青莲上街与十二北街之间的锦江上，有座兴安桥，这就是以前的安顺桥。安顺桥之名，本意为平安顺畅，可多数时候却只有“淹”而没有顺。1947年夏天，一波洪峰袭来，清朝留下的安顺廊桥被冲毁，江心只剩下三座孤零零的石桥墩。洪水退后，人们利用原先的桥墩架设了一座木桥。以后虽屡有小修，却总算挺过了若干年。1980年，木桥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宽阔结实的钢筋水泥桥，不料仅在一年后就被洪水吞噬。后来再次重建此桥，桥名改成了“兴安桥”，“安顺桥”的名称则送给了合江亭下游不远一座新建的仿古廊桥。
古安顺廊桥最早出现的文献记载是清嘉庆的《华阳县志·津梁》：“安顺桥，旧名长虹桥，治外城大佛寺前，跨外江，长二十丈，阔一丈，架木为之，上覆以屋。创建年月无考，乾隆十一年（1746年），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额。”修桥的银子，据说是安洪德捕获了一个巨盗后缴获的赃款，用这笔无主的钱财修桥。
古安顺廊桥消失了，一座现代的新安顺廊桥则在下游约一华里处矗立起来。为保存成都廊桥的历史文化记忆，2003年新建了一座三洞石拱廊桥。如今桥楼作为一家餐馆随时恭候游人光临。两端牌坊下大理石墙面上刻有马可·波罗的头像和旅行线路图及《廊桥赋》。新安顺廊桥集历史文化和商贸旅游于一体，如今已成为成都锦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写到成都廊桥：“市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图画，上面还铺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缴纳一种通行税。据说皇帝陛下每天从这桥上的收益类似于拜占庭金币一百块的税款。”这段话如今被刻在新安顺廊桥南段的大理石墙上。
沙河自古桥梁林立
九眼桥
关于张献忠的谶语
九眼桥是成都古桥中相对年轻、却又最大的一座石桥，原名洪济桥，又名锁江桥、镇江桥。其始建年代有几种说法，明代李长春《新修洪济桥回澜塔碑记》载：“皇帝在宥之（万历）二十有一载（1593年），蜀左余一龙于两江合流之所修建，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春，鲸尺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天启《成都府志·关梁》记载的建桥时间却要晚两年：“洪济桥府城东二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布政使余一龙所建，以镇水口，为洞者九。其南岸即回澜塔，为形胜壮观。”而民国《华阳县志·津梁》所载则还晚两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创建。”时间上各家说法不一，但内容则是一致的：建桥者是布政使余一龙，桥为石材拱式九洞，南岸建有回澜塔，目的是“以锁水口”，故而又叫锁江桥。
在明末战乱中，洪济桥遭到破坏，于是乾隆三十五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下令重修，更名九眼桥。清代九眼桥，桥面呈拱形，来往车辆极不方便。民国时，桥上出现了一批职业的推车人，他们帮助拉货的架架车和黄包车过桥，获得微薄的酬劳。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九眼桥才将陡坡放缓；后来又区分出快、慢车道，中间快车道呈拱形，两边人行道是平桥，成为一些人夜晚摆摊设点的场所，卖旧书的和卖“夜光皮鞋”的小贩最喜欢这里。九眼桥面快、慢车道的隔栏是以青砖砌成的，十字中空，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91年九眼桥被拆除。
关于九眼桥，成都民间有许多故事，传说铁拐李就是从这里升的天，桥面上有块红砂石板上还留有一只脚印；又说那中间的桥洞下有个海眼，直通大海，人在桥上仔细听还能听出海眼中的嗡响。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张献忠的故事。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有一天他登上回澜塔，举目一望，皇宫承天殿尽收眼底；再一看脚下这座气势恢宏、形如弯弓的锁江桥，顿时抽了口凉气：这桥如一张巨大的弓，这塔不就是一支利箭吗？这还了得！即刻把箭给朕拆了！彭遵泗《蜀碧》记载了这则轶事：“成都锁江桥畔，有回澜塔，贼登其上，见内城宫殿，语从官云：桥是弓，塔是箭，弯弓正射承天殿。遂命毁之。”但故事结局有些荒诞，说在拆塔的时候，挖出了一通诸葛亮留下的石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满地红，好运终川北，毒气播全川。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这种谶语式的传说，除了印证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被清军肃亲王豪格一箭射中后被擒杀的史事外，主要还是反映了人们对回澜塔与锁江桥被毁的一种痛惜。（文 张义奇 | 图 甘霖、邓崇刚、林元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