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门的西安路,分为南路、中路、北路三段,全长约1400米。如果把它的北延伸段三洞桥路、南巷子包括进去,一条通途全长近2000米了,南临十二桥,北挨西大街,是成都新西门通向老西门的要道。当时马路两侧住户稀疏,更多是农田。上世纪40年代改名为西安路,然而这“西安”与陕西并无瓜葛,仅取“西门平安”之意。
成都西安路与陕西并无瓜葛,仅取“西门平安”之意
迷宫般的明路暗道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搬迁到西安中路的一条小巷,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府南河改造拆迁,在这儿生活了三十多年,从青年住到头发花白。
那时,西安路边的房屋布局还是一片杂乱,横七竖八。靠西郊河的一侧有无数小巷,小巷间有若干或明或暗的通道相联。两幢房屋犄角而立,其间的小小缝隙也许就是一条暗道,往往叫人弄不明白方向。记得有一天三个民警逮一个窃贼,追到这迷宫般的小巷里,窃贼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民警来来往往搜索一阵,毫无结果。大家估计那贼就住在这一带,对小巷间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所以脱身有术。
过去的西安路街面汽车来往少,并不像后来那样拥挤、喧嚣,一到晚上更是显得幽静。一个夜晚,我被喂养的一只鸭子叫声惊醒,推门一看,正有一只长尾巴的野物从围墙下的水洞遁去,鸭子已被准准地咬了脖子,鲜血淋漓,倒在地上抽搐。看样子,那是一只黄鼠狼!真不知是从何而来。在百花潭动物园还没迁至北郊时,夜里还不时能听到老虎叫,粗莽莽、低沉沉、怒冲冲,夜深人静时破空而来,听得躺在床上的人心惊胆战。
有个邻居,得了痨病(其实就是肺结核),听别人说老虎尿能治这种病,于是千方百计结识了一位动物园的管理人员,通过他去买老虎尿。玻瓶装满,三元钱,价钱实在不菲。但吃到后来,还是不治。有人说多半是那个管理人员蒙了人,装的根本不是老虎尿,所以没效。其实科学地讲,老虎尿根本就没有那个功效,但那阵子有些人就是这样迷信“偏方”。
西郊河曾经发大水
几十年间,我记忆最深的便是那条与西安路平行、仅几十步之遥的西郊河。
在我的学生时代,西郊河便是我的游泳场所之一。从三洞桥下水,直到靠近百花潭的叫做“刨冰厂”(成都第一家冰厂)的地方起岸,然后在青羊宫的楠木林中休息,很是过瘾。尔后,水量又减少了许多,几岁的儿子和小伙伴尚可在里面戏水、捉泥鳅,成人则在河边洗衣服。上世纪80年代,河沿砌了石堤,河床也用水泥抹平,河水却是仅及膝盖了。但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水浅河枯的西郊河,却冷不丁泛滥过一次,还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水患。
那是1983年8月4日,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雨,当晚月色甚好。晚饭后我与爱人沿西郊河散步到十二桥,河水平缓而细弱,看不出一点异样。谁知那天深夜突然被吵闹声惊醒,初以为是抓到了贼什么的,也无心去管。过了一阵,吵嚷声仍未停止,还夹杂着呼儿唤女声,听听不像是捉贼,便想看个究竟。起身一打开门,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整个院坝已成了水塘!涉水去打开院门,小巷里的水更深!居委会开始有人通知大家暂避,有的邻家已携儿带女,裹上席子草垫转移了。回到家中,水已漫过门坎进屋。不多会,屋里已积水盈尺,我把低处的东西转到了桌上、柜顶上。爱人早已起来,我们叫醒仍在呼呼大睡的一双儿女,带上重要物品关好门窗,涉水转移。在32中二楼的教室里,我们安顿下来,却已毫无睡意,种种疑惑和烦忧涌上心头。孩子们却在这陌生而新奇的环境中兴奋得再也不想睡觉,从这个教室追到那个教室“藏猫猫”。
到了早晨,听说水开始退了。又有人提来两大桶稀饭,供我们这些折腾了一夜的“灾民”食用,两碗泡豇豆下稀饭,印象极为深刻。到下午,水悄然退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家里已是一屋子泥水,墙沿上留下一条灰白的水线,比一比,到了我的大腿根。这场水患从何而来,我至今没有完全明白。
重返家园,大家清淤除垢,平时那些堆在墙角门后,废弃多年却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那些破垫烂席,都一股脑儿清除了,把可燃的东西堆在一起,一火而焚之,那天家家户户门口都在冒烟。此后,工作单位发来慰问补助金40元。其实只是虚惊了一场,家中并未受到任何物质损失。这算得是皆大欢喜的意外收获吧。
后来我回想,那次水灾大概是西郊河消失前的一次最后“挣扎”吧?因为今天的西郊河仅剩下一线流水,“河”是徒有虚名。
小河这样,老井也是如此。我们巷子边那口水井,后来水质变差,人们开始挑自来水吃,街边一个水桩,专人管理,一分钱现款挑。井水便只剩下用的功能,人们洗衣淘菜都还指望着它。水井不深,平时一丈左右便可取水,要是下了大雨,水可漫至井口,不用杆或绳,弯腰那么一舀,便是满满一桶了。井水冬暖夏凉,夏天大人娃娃来井边冲凉,到处是欢快的叫声。冬天的水则冒热气,不冰手。但后来地下水位下降,取水困难了,水也不干净了,这口井便同城里的无数口井一样,永远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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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路北的三洞桥,石拱,以桥下有三个洞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初周遭还是大片农田,与不远处的永陵(王建墓)遥遥相望。三洞桥的出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餐馆叫“带江草堂”,一般人直呼为“邹鲢鱼”的。
一位同人结婚,宴客就选在“邹鲢鱼”。大厨师父听说来了一拨文人,还有大名鼎鼎的流沙河,便亲自下厨,炮制了餐馆的当家菜--大蒜烧鲢鱼,做毕亲自端上来,与流沙河相谈甚欢。这餐馆有个“掌故”,为成都人津津乐道--说是外地的食客去了,小二杯盘侍奉后,会问一句:“先生要几斤重的鱼?我好下河去逮!”不免叫食客糊涂,怎么,这鱼还要现逮?其实,是河中放了三只大笆篓,用绳系在岸边柳树下,篓里则养着大大小小的鲢鱼。用流动的河水圈养,实在是既科学又奇特,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幽默的掌故。
从三洞桥往南,在西安北路一巷口,还有一座桥叫二道桥,因桥北是二道河与西郊河汇合处,故称二道桥,桥东原是老城墙。上世纪40年代,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成都,为便利城里人“跑警报”,把城墙扒开了个缺口,并在西郊河上修了这座桥,以利疏散。桥短路窄,但渐渐人繁车多,成了进出城的一个要冲,我30多年来上班下班,几乎天天要从这座小桥来回。
位于西安中路口的枣子巷路面不宽,除了32中学校,却有几个大单位相依。直到新建了青羊小区,枣子巷才与一环路接通。枣子巷常常演坝坝电影,说起坝坝电影,真可算最能振奋精神的娱乐,尤其是小孩,周末电影成了他们天天的期盼。不用大人喊,早早便做了作业,匆匆扒上两口晚饭,便迫不及待地吆三喝四,扛起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凳子,早早去“占位子”。每演电影,方圆一二里地的大人也被吸引来,场子不大,有人就干脆爬上梧桐树看。除了样板戏,也放阿尔巴利亚、罗马尼亚和朝鲜的片子。那时新片子少,有的电影就反复演,孩子们看得多了,就把里面的台词和音乐都记熟了,往往跟着剧中人和音乐一起说,一起哼,乐此不疲。
30多年来,感触最多的还是这里的沧桑变迁。我的一位同龄人老王住在街上,开起了一家干杂店,这样的干杂店一条街有几十家,生意好不到哪里去。有老街坊提醒老王,何不开面馆?于是乎面馆就开起来了,大概是服务好,尤其是味道好,生意好得不得了,中午食客站在街面上吃也不抱怨。不上十年,老王发了。后来府南河改造,我们又成了新邻居,他的新面馆就开在小区旁,不忘打上“西安路利生老店”的名号,生意还是好得没法比,每天中午门前停一长串小汽车,都是奔这碗面来的。三个孩子围绕着这个面馆“就了业”,成了家。老王夫妻每天去招呼招呼,收收钱过过账,日子宽松而愉快。(文 袁永庆 | 图 崔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