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醒惊天下。今年9月，三星堆公布最新考古成果：在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陆续出土了大量象牙、青铜器和金器等重要文物，包括尚未命名的铜人像、圆口方尊、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兽、鸟形金饰片等许多文物是首次亮相。时隔30多年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震撼世人。

围绕着三星堆的种种未解之谜，至今仍没有定论：他们是谁？古蜀部落？夏朝的流亡贵族？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何消失？神秘的三星堆、未解的谜团让很多人误以为它是“外星文明”。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向我们诉说着悠远的历史，它们和其他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想见，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在四川广汉生活着一个擅于学习、创造的族群，他们吸收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最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古蜀文明。

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开了三星堆文明的神秘面纱

广汉市南距成都20公里，古称汉州、雒城，自古就有“益州门户、蜀省要衢、通京孔道”之说。作为成都的北大门，汉州和雒城在古书中有许多记载，例如在大家都熟悉的三国故事中，蜀汉谋士庞统便陨落于雒城之战，但真正让广汉享誉世界的，却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王国--三星堆。

为获得一手资料，今年我多次前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第一次走进发掘现场，颠覆了我对考古的认知：近2000平方米的大棚覆盖了整个发掘区域，大棚内有4个充满科技感的考古工作舱，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分布其中。考古工作舱内，升降式操作台、工业级全景相机、全方位控制平台等“考古黑科技”层出不穷。沉睡三千多年的神秘古蜀王国，就通过这一件件新出土的器物，向我敞开了大门……

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伴明月

青铜浇筑的无字史书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这里还有一条马牧河与鸭子河并驾齐驱。附近的三星村地界里，过去有三个高出地面的黄土堆一字排开，与马牧河北侧的月亮湾遥相呼应。这一独特的景象，引起了古人的注意，称为“三星伴明月”，是当地“八大景观”之一。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有记载：“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三星伴明月”的景观，究竟蕴藏了什么秘密，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86年在这里发现了1、2号祭祀坑。大量惊世文物出土，证明了这里曾是商代古蜀国的都城所在之地，也是当时古蜀的政治、经济中心。

高科技、现代化的发掘舱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而在国际史学界，三星堆被称为“独一无二的青铜文明”“中国的第五大文明”“可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青铜器媲美”，可见三星堆的辉煌是一部由青铜浇筑的无字史书。三星堆文明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是三星堆青铜器改变了国际史学界对中国青铜文明的偏见。在国际史学界看来，青铜雕像才能代表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1986年以前，中国发现的青铜器大多都是像后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那样的礼器，很少有充满生命力的神、国王、巫师等大型雕像，中国的青铜文明因此不被国际史学界看重。甚至有学者认为：雕像艺术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才产生的。三星堆“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西方的观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完全可以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甚至犹有过之，譬如高达260.8厘米的青铜大立人，被誉为“东方巨人”，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青铜雕像。

人首鸟身像

其次，三星堆文明的出现也刷新了大众对古蜀的认知。过去，人们对四川地区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夏商周时期，古蜀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蛮荒闭塞之地”，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璀璨的文明。这种认知主要是因为战国以前的蜀国历史记载极为简略，多流传为神话传说。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就像拨云见日，让大众了解到原来在夏商周时期，古蜀便有了一个非常发达、具有卓越成就的文明。它不仅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

1986年发掘的1、2号祭祀坑，就是三星堆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吗？考古工作者一直期待有更多发现。为了寻找关于古蜀王国的更多线索，在21世纪的头十年内，考古队开始尝试寻找新的祭祀坑。遗憾的是，由于2004年在1、2号祭祀坑附近做了展示平台，刚好把6个祭祀坑完全遮住了，以致于两次密集地考古勘探都无功而返。

大口尊

青铜原料来自何方

2019年11月26日，考古工作者们正在1、2号祭祀坑附近进行考古勘察与发掘。在紧邻2号坑西侧的探沟东南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敏锐地发现了由于土质不同形成的一条直角边。冉宏林沿着这条直角边，用手铲细细地刮了一遍，基本确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坑。谁也没有料到，考古学家一直在找寻的3号坑，就在距离1、2号坑数十米内。

顺着线索继续挖下去，12月2日，一个6到7厘米长的青铜器口沿露出土面，所有人都不确定这具体是什么器物。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老站长陈德安正在附近开会，闻讯后匆匆赶来，二话不说顺着梯子便下了坑。他摸了一下铜器口沿的边缘，笃定地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3号坑出土的大口尊

2020年8月，另外5个祭祀坑也陆续发现。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6个新坑分别被命名为3号至8号坑。其中，最先被发现的3号坑，是6个新坑中最大的，它的方向和大小几乎和2号坑一模一样，可谓“孪生兄弟”。今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3号坑的填土发掘完毕：满坑的象牙和青铜器交错层叠。对古蜀人来说尤为珍贵的青铜器，大量掩埋在坑内，这种场景举世罕见，极为震撼。

由陈德安鉴定的青铜大口尊，是6个新坑中最早发现的器物。这件大口尊是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逾60厘米，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大口尊。“大家伙”在埋藏前就已被砸毁，口部有残破，所幸器身保存完好。

和“大家伙”一起堆积在3号坑一角的，还有几个“小伙伴”--圆口方尊、方口尊、青铜罍等。其中“身价”最高的“小伙伴”，应该是圆口方尊。这位“小伙伴”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周身有精美的兽面纹和鸟纹饰。此前，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方尊，口部和腹部无一例外都为方形，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传世品--牺首兽面纹圆口方尊。经过对比，这两件圆口方尊的体量、形制、纹饰特征基本都一样，只有细节有轻微差别，或许也是一对“双胞胎”。

《周礼》云：“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商周时代，尊是礼制等级的体现和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系一国之重器，非祭祀及款待贵宾时不能使用。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中，1号坑出土过圆尊2件，其中一件龙虎尊尤为精美；2号坑出土过圆尊8件、圆尊残片3件、方尊残片1件。由此可以看出，三星堆并非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王国，和长江流域的其他文明一样，他们将青铜尊作为祭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青铜尊、青铜罍这类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究竟是古蜀工匠巧夺天工的模仿品，还是原本就属于中原地区，辗转流落到三星堆的呢？这一直是考古学家想要解答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三星堆青铜器原料的来源。工业配置有一个原则：制造作坊必须尽可能接近原料产地。古蜀人或许会从外地交易青铜器成品，但绝不会从千里迢迢之外，将笨重的青铜原料运输到三星堆的青铜器作坊，再进行制造。

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曾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最初认为三星堆的铜料可能来自云南，但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如果云南的铜矿开采早，那么为什么那里没有比三星堆和金沙更早的青铜文明？”另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原料来源于江西，依据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商代大墓出土的部分青铜文物，不但器型纹饰相似，铸造技术也一脉相承。而根据铅同位素测试结果证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和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出土的青铜器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因此学界有了一种推测，在商代南方的某一地区有一处向外输出尊、罍等铜器的青铜铸造中心，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便是在此处铸造的。

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刘兴诗则认为，三星堆青铜器成分总体趋向于“高铅低锡”的特点，与中原青铜器“高锡低铅”有显着的不同。因此，三星堆青铜器原料并非来自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于三星堆附近、同样具有“高铅低锡”特点的彭州市龙门山大宝铜矿。根据他的猜测，大约在4500年前，一支原始部落从岷江翻越龙门山，迁徙到成都平原。因为龙门山地势险峻，这次迁徙或许历经了几代人，历时二三百年。最终，这支部落来到成都平原定居，并建立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而龙门山中的铜矿、玉石、黄金等矿产，则为三星堆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

青铜大面具

蜀王的身份之谜

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类似，具有南方风格、商代风格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显示出三星堆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文化交流；另一部分则是本土特异色彩的青铜器，通过这些青铜器，我们可以探寻古蜀人的信仰、艺术、历史，乃至这个古老王国消亡的原因。

新出土的带有本土特异色彩的青铜器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高74厘米、宽135厘米的青铜大面具。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这一青铜大面具超越了纵目大面具，是目前三星堆所出土的体量最大的铜面具。

3号坑内的青铜面具和大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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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面具和纵目大面具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两个面具上都有榫孔，推测是悬挂供奉在宗庙里；不同在于，根据露出地面的形状来看，3号坑的青铜大面具并不是纵目类型的青铜器，而与金面具类似。

考古学家卜工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想：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或许是身份和级别的象征。青铜大立人或许是古蜀先民的“王”，在他的手下，拥有两套系统的团队：一套是青铜面具（此处指三星堆出土的小型面具）代表的祭祀团队；另一套是以青铜人头像为代表的军事团队。两套系统，恰好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相印证。

小型青铜面具代表的是祭祀团队，那么纵目大面具和青铜大面具又代表了什么身份呢？顺着这个思路，我也作了一些猜想。两个大面具如果是悬挂、供奉在宗庙的，它们代表的身份有可能不是祭祀者，而是受祭者。

过去，三星堆繁荣时期的主人一直有鱼凫或者杜宇两种说法，前者可能性更大。鱼凫是古蜀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在他之前还有蚕丛和柏灌。在三星堆先民构筑的祭祀场景中，青铜大立人代表时任蜀王鱼凫；纵目大面具代表第一代蜀王“蚕丛”，这也是过去较为主流的一种猜测。那么此次发现的青铜大面具，则很可能代表第二代蜀王柏灌--两个大面具规格相近，说明地位相等，能和蜀王相提并论的，当然只能是另一位蜀王。

神坛、神兽、青铜人

大型组合青铜器复原祭祀场景

在3号坑的西南部，当考古工作者发现半露出的铜人双手和一件尊的上半部，心中不由期待：“这两个最好不是单独的铜人和尊，而是组合在一起的，这样就是罕见的青铜器型。”

愿望成真。历时两个月的发掘最终显示，这是一个通高115厘米的顶尊跪坐人像。这个器物的造型反映出祭祀场景的一个特写：一个人正在顶着尊进行祭祀活动，手里还握着其他祭祀道具，头上锁定的尊是重要的祭祀用器，尊里可能还装有祭品。

过去在2号坑中也曾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顶尊跪坐人像：一个憨态可掬的小人，站在喇叭形底座上，头顶圆足尊，双手向上捧尊，但高度仅有15.6厘米。除了青铜大面具、顶尊跪坐人像，3号坑还出土一件被大家称为“奇奇怪怪”的青铜器，也充满了三星堆本土特异色彩。

3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

3号坑是新发现的6个坑中出土器物最多的“明星坑”，但其他坑内也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4号坑的象牙提取之后，坑内露出了3件扭头青铜跪坐人像，它们的造型是前所未见的。人像高约15厘米，双手呈合十状，头向右转，脸部特征和三星堆大多数青铜人头像风格不同。这3个扭头青铜跪坐人像的造型、尺寸基本一致，而且头顶同一部位都连接有残断的凹槽状铜条。

根据4号坑负责人许丹阳的推测，3件扭头青铜跪坐人像很可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1个大型组合铜器的3个支脚构件，它们头上通过连接的铜条共同支撑着另外的构件。4号坑里还发现有一些散布的条状铜器，应该也是这件大型组合铜器的组成部分。如果后期能够把它的残片都找到并复原，必然也是一件令人震撼的器物。

在发掘工作启动最晚的8号祭祀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三星堆遗址迄今最大的青铜神坛和青铜神兽。青铜神坛斜倒在坑内，高约85厘米，宽约50厘米，应该是呈正方体模样。它的最底部是一个高约30厘米的三层台基，第二层可见勾云形纹饰，第三层则是镂空花纹。台基之上形成一个平台，地面铺满花纹。平台一角，有双手虚握的跪坐小人脸朝外侧；平台一面的中央，另有青铜小人双手朝下、五指伸开，呈舞蹈状。

8号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介绍说，2号坑曾于1986年出土过一件迷你版的青铜神坛，但十分残破，迄今没有修复。8号坑新发现的这件青铜神坛虽仅有下半部分，其做工之精细以及造型之复杂，足够惊艳。造型繁复的神坛，很可能表现了三星堆举行祭祀的一个场景。

8号坑发现了青铜神坛、神兽等珍贵文物

青铜神坛上的小铜人是三星堆从未发现过的造型，并非以前发现的横向凸目或大纵目，眼睛仅突出来一点，显得十分圆润；身上铸造了青铜小刺，应该象征飘带飞舞。最奇怪的是他还梳着一个大背头，或者是戴着一种帽子。在舞蹈小人的两侧，又有两个体形高大的铜人踩着5厘米高的台基。再往上，有跪坐人像肩上扛起杆状物，杆上焊接了又一层平台，平台上有20多厘米高的一件青铜神兽。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青铜神兽的脖子上有铜丝拧成的丝线，神兽背部还跪有一人，腿上有勾云形纹身。丝线可能类似现在的宠物项圈，应该代表神兽是受人控制，传达出三星堆人想要控制自然界某些力量的愿望。神坛旁还发现一件单独的青铜神兽，高约90厘米。目前，这只神兽的尾部被象牙压住，考古人员推测它应该还有一条尾巴，按比例推测，这只神兽长约1.2米，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又一件体量巨大的文物。

青铜小人、神坛、神兽，共同组成了一件大型组合青铜器，而在青铜时代尤其是青铜时代早期，大型组合铜器非常罕见。目前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大型组合青铜器，如神树、神坛、顶尊跪坐人像，还有暂未命名的奇奇怪怪青铜器、扭头跪坐人像，都是三星堆文明独有的。古蜀先民格外热衷于组合青铜器，而其背后的原因至今仍旧是一个谜。

黄金坑

华夏文明最早的“黄金之国”

此次新发现的5号坑是面积最小的一个坑。它大约占地3.5平方米，仅是最大的8号坑的五分之一。5号坑虽然面积小，却是出土金器较多的一个坑，因此被称为“黄金坑”。

今年3月20日，5号坑出土的一件金面具，由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后正式亮相。黄金面具最早是1月5日在祭祀坑内被发现的，最初由于只清理出金器的局部，并没有引起关注，但随着坑内填土逐层清理，金器揭露出的范围越来越大，考古工作者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器物。最终提取出来的黄金面具，仅剩半张脸，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重量约为280克，考古学家推算完整面具的总重量将超过500克，在它之前，国内商周时期出土最重的金器是三星堆金杖(重463克)。

3号坑出土的金面具如纸薄，恰似一张人脸大小

除了黄金面具，5号坑还出土了一件重要器物鸟形金饰片。之所以叫它“金饰片”，是因为猜测它也许是贴在青铜器物上做装饰用的。这件器物刚发现时，被挤压成一团，不是很起眼。经过文保人员的努力修复，展开后发现这是一件长约30厘米的飞鸟形象。它有圆形的翅膀、类似孔雀的尾巴，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凰”或“金孔雀”。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在“金鸟”的头部似乎有残缺迹象，有专家猜测，原器或许有鸟喙或冠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黎海超是5、6、7号坑负责人之一。在他看来，5、6号坑与其他几个祭祀坑有着很大的差别，有可能性质截然不同。其中，5号坑似乎是“量身打造”的，他猜测：特意打造这样一个大小和其他坑截然不同的小坑，可能是为了放置一批数量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器物。虽然5号坑的一些遗物有火烧的迹象，但坑内并没有火烧的灰烬，火烧行为应该是在坑外发生的，这一点也和其他坑完全不同。除了上述两件金器，5号坑还发现有很多小件器物，如金箔片、象牙珠、玉珠等。

除了在5号祭祀坑发现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外，考古工作者还在3号祭祀坑发现一件金面具。这件薄如蝉翼的金面具保存相对完整，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推测，这件金面具是覆盖在青铜人头像面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独立使用的器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商周时期，中原王朝的青铜器非常盛行，却极少见到黄金制品。相比之下，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简直是一个“黄金之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告诉我，这是一种“观念”问题：在西方古代文明体系的观念中，黄金是权力和阶级的象征。但从商代早期开始，中原地区就自有一套以青铜鼎、青铜簋为代表的祭祀体系和礼器。中原王朝通过这些礼器的数量、大小进行组合，来表现政治权力的高低，例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中原王朝的观念认为，青铜鼎才是权力的重器，他们不依靠黄金来展现权力，因此黄金制品并不为他们看重。

黄金面罩在古埃及、古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文明中都有出现，这有没有可能是三星堆黄金面具的文化来源呢？现在看来，这种联系也有疑问。在古埃及、古近东、古希腊文明中，黄金面罩往往作为王者死后的“覆面”，这个习俗在欧亚草原流传甚为久远。但在三星堆，黄金面具则是用在神像或青铜人面上的，和“覆面”的使用有很大区别。三星堆将黄金锻打成金箔，贴附在青铜人面的表面作为装饰，这种金箔制作技术和使用方法与商周时期的传统一致，在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金器上也可见到，这也说明了三星堆的金器文明不完全是外来的。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黄金并非普通的饰品，而是作为权力的象征。黄金权杖上的图案，也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三星堆镌刻的部落图腾。

神秘木匣

丝绸文明草蛇灰线

和黎海超的观点相似，4号坑的负责人许丹阳也认为，根据坑的形状、埋藏器物、堆积情况，三星堆已发现的8个祭祀坑可分为两组或者三组，其中1、2、3、4、7、8号坑是一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出土器物比较多，坑内都有象牙、铜器、玉器出土，也都或多或少有灰烬层；而5、6号坑则各具特点，可以单独分为一组或者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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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进行修复

如果说5号坑的特点是金器多、小而精致，那么6号坑的特殊之处在于坑内只有一个长方形的神秘木匣。这个木匣子长约1.7米，宽约0.6米，高约0.4米，整体呈现长方形，木匣子上没有发现盖板，而在它内侧壁板上涂有朱砂。另外，在木匣子边上还有一根长条状不规整的木质器物。木匣子和长木条都呈现出碳化状态，质地非常脆弱，只能够连着周边的泥土整体提取。

最早发现木匣时，考古工作者都非常兴奋，认为古蜀先民不会单独将一个空木匣子放在坑内，里面应该有比较重要的器物。但随着坑内的填土逐渐被清理，木匣子内并没有发现青铜器、金玉器的踪迹。这样的结果让人有些失望，不过很快又有了新的进展：对木匣子里面的土样进行科技分析，发现了丝绸残留的痕迹。

黎海超介绍说，在这个木匣子的下方，有一些散落的灰烬和一个土台子。根据他的推测，古蜀先民当时应该是先挖了6号坑，并在坑内垫上一些土，形成一个土台子。然后再把木材一类的燃料放在土台子上，堆完燃料后，把木匣子放在燃料上进行焚烧。丝绸残留的痕迹提示，在焚烧的时候，木匣子内应该是有一件丝绸衣物或者其他丝织品，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被分解消失了。尽管只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但可以想象，这件丝织品肯定是特别重要的物品，才会有如此隆重的待遇。

考古人员对6号坑的“木箱”进行提取

除了7号坑外，其余7个坑内都发现了丝蛋白或者丝绸的迹象，丝绸残留大多依附在青铜器、陶器上，这说明在当时丝绸已经被广泛应用。8号坑不久前出土一件青铜器残片，上面附着的丝绸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面还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长1.8厘米，宽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

中国是丝绸的起源地，丝绸的出现甚至要早于青铜器，在河南省荥阳市汪沟遗址发现有桑蚕丝残留物，表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育蚕制丝。《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提到的“帛”是“锦”的前身，是丝绸的一种。涂山之会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也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记载属实，说明在夏朝建立时，缫丝技术在中原地区就已广为普及。根据碳14年代检测，三星堆4号坑的年代为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此时距离中原地区丝绸的出现和“涂山之会”已经过去了近千年。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播，丝绸在三星堆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但三星堆和丝绸是否还有特殊的联系呢？历史上，四川与丝绸渊源颇深。传说中华始祖黄帝的妻子嫘祖可能是蜀人，她也是养蚕缫丝的发明者；古蜀国的首位国王蚕丛，据说也是一位养蚕专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蚕”的形象。种种迹象表明，“养蚕”在蜀地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我由此产生一个猜测：三星堆出土带有南方风格的青铜器以及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证明三星堆与其他文明之间是有贸易行为的。那么三星堆用来交换的物资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丝绸？

8号坑负责人赵昊告诉我，从考古上来看，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答。因为既然是用来交换的物资，那这些物资本身应该在其他地区的遗迹中发现，才算是有充分的证据。不过，根据他的猜测，在三星堆对外的贸易中，针对不同区域交换的物资应该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中原地区缺乏的金料、玉料，当然也有可能是丝绸、盐等，丝绸参与其中的可能性非常大。虽然丝绸最早不是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但四川地区当时的气候、环境能够为种桑、养蚕提供基础；在商周时期，尽管周王朝很快就取代了商王朝的统治，但中原地区一直战争频繁。相比之下，蜀地平稳的政治环境，也为丝绸发展提供了“后来居上”的可能性。

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院长陈祥平也认为，三星堆的丝绸织造技术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三星堆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王国，而在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蜀国的丝织品就已经十分有名了。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随后修筑了成都城。在成都建城的同时，秦国在蜀地设立“锦官”职位，专门用于管理蜀地生产的丝绸，可见当地的丝绸此前就很有名。到了汉代，四大名锦之首“蜀锦”的产生，更让四川成为了全世界的“丝绸中心”。丝绸制造技术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锦官城”和“蜀锦”的辉煌，是蜀人凝聚了先民的智慧和经验造就的，这应该和古蜀文明以及三星堆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象牙、乐器、城墙

更多待解的谜团

6号坑和7号坑有部分重叠，考古工作者分析，7号坑先于6号坑填埋，后面在开挖6号坑时，把原来7号坑壁破坏了，考古学上这叫做“打破关系”。根据金属探测结果显示，7号坑和3号、8号坑相似，可能有较多青铜器掩埋。目前7号坑的发掘清理到了器物层。仅1米长、0.6米宽、10厘米深的长方形解剖坑里，已经暴露出10根象牙。象牙之下还掩埋着什么器物，让我们充满期待。

三星堆遗址2、3、4、7号祭祀坑暴露出的第一层器物都是象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推测，古蜀先民在填埋祭祀物品的时候，有一定的顺序，最上层一般是象牙。三星堆目前已发现约200根成型的象牙，金沙也发现了上百根象牙。这些象牙从何而来？为解答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王世骐。

王世骐告诉我们：“目前可以确认的是，三星堆的象牙都属于亚洲象。”在殷商时期，亚洲象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南方的数量应该比北方多得多。在此之后，由于人类的活动对中原地区的开发，亚洲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一路南退，最终退缩至云南的一隅，在中国几近灭绝。理论上来说，这一时期四川地区也会有亚洲象。至于三星堆的象牙是否为本地的，等正在检测的锶同位素验证结果出来后，这个问题便能够得到解答。“

三星堆发现的象牙都属亚洲象

8号坑内的西北区域，发现了一件形似喇叭的铜器，其边缘穿孔，中间有朱砂填涂，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铜铃。此前，类似的铜铃曾在该区域集中发现了8件。有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形似喇叭的器物，或许是一只铜鼓。更早一段时间，这一区域曾出土了几块石板，最初考古队员以为这些石板是建筑材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拼合，他们惊讶地发现，拼合的石板是一件长度达1米、宽52厘米的石磬。这件石磬中间有孔，可供悬挂敲击。铜鼓、铜铃和石磬属于中原礼乐体系的一环，这些器物的发现，也再次说明了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存在密切的联系。

3号坑新发现的一件刻有两棵神树的玉琮，也证明了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之间存在的联系。玉琮源于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文明，但三星堆出土的玉琮与良渚玉琮有一些风格差异，说明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产生联系，可能存在一些”中转站“。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里有树的形象，而良渚的玉琮、权杖和柱形器也有旋转中轴，据此推断，良渚也有神树。对神树的研究，或许会成为一把长江文明研究新的钥匙。

3号坑出土刻有“神树”的玉琮，长江上游和下游文明在此融合

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绝非”天外来客“。三星堆8个祭祀坑不是孤立的，它属于三星堆古遗迹的一部分，位于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上。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同样位于成都平原，距离三星堆仅38公里的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更是一脉相承。从三星堆遗址8个坑的发掘情况来看，是否是同一时期被掩埋，这还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兴盛时期是有年代的连接，它们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的联盟。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认为，距今约4500年，在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文化，这个时期建造了一批古城，这些古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防御水患。在蜀守李冰治理都江堰之前，处在岷江冲积扇尾的成都平原地势低洼，水患频仍，洪水的肆虐和残酷程度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相比之下，在三星堆的城墙似乎并不仅仅是用于防汛，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此前，考古工作人员在三星堆青关山遗址发现了北城墙，与之前发现的东、西、南三道城墙合围，成为一个完整的城池，且大城套着小城，大城之内有两个小城，即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城墙外发现了聚落遗址，由此可见，当时三星堆已经有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划分了。即便是”城里人“，居住区域、等级也有差别。在月亮湾小城的西北角，青关山土台上，挖掘出一个被命名为F1的大型红烧土建筑。据考古专家推测，它有可能是古蜀国的宫殿区。既然有城池与宫殿，三星堆也应该有王陵或高级墓葬区。这些祭祀坑损毁的大量器物那么精美，王陵内一定会有更加珍稀的随葬品。一旦找到王陵，三星堆将再次震惊世界。（文 陆离 | 图 余嘉三星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