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吉安，安徽寿春人，名云瑞，又号余僧，着名川剧作家。早年从军，60岁定居成都，着述颇丰，在短短的22年时间里，创作了80多个川剧剧本和20多个扬琴曲本，编辑成《黄吉安剧本选》，诗集《余僧计稿》等六卷，共570余首。其中剧本《百宝箱》改编成电影《杜十娘》。

川剧绝活“顶灯” 甘霖 摄

茶铺听戏扬琴声

黄吉安是安徽寿春人，1836年出生，从小聪颖好学，思维敏捷，18岁时因家中贫寒而辍学，不得不走进军营，当了个文案，从此长年随军辗转。1896年，黄吉安在璧山县衙做幕僚，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得罪上司，愤然辞职，在成都羊市街定居下来，从此过着清贫寒碜的日子，这时他已60岁。黄吉安开始静下心来慢慢梳理半生的社会经历和感受，想要找到一种抒发心意的东西。清末的成都是中国西南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昆曲、高腔、扬琴、灯戏等各类剧种都有粉丝，川剧更是受到大众的喜爱。但黄吉安最初的创作并不是川剧，而是从扬琴发端。

当时成都的扬琴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东华门一带为活动中心，北派则在童子街一片。黄吉安早晨起来就去喝茶听戏，今天在南派一带的茶铺，明天就去北派一带的茶铺，不仅结识了川剧名旦、扬琴师，还有打莲花落的、讲圣谕的人。他听这些人讲故事，同时也讲自己的故事给人听，讲他的见解、讲历史。

那时南派扬琴演得好，效益也好，而北派就差得多，艺人常常是艰难维持生计，黄吉安就经常把新写的剧本免费送给北派演唱，以提高北派的声誉。有了他的本子，北派的人气很快就提起来了，艺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南派见此情景，也登门来向黄吉安要剧本，黄吉安不分彼此，照样赠送，使南北两派的扬琴艺术都得到了发展。

黄吉安所写的剧本不仅唱腔新颖，而且内容也新，反映现实，揭露黑暗，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名声逐渐为人所知。黄吉安除了听扬琴，还去听川戏，看灯戏，特别是川剧的那种高亢激昂的演唱让他难以平静。一次看了川剧后，他回到家中就开始动笔，把一些曲本改写成剧本，送给票友演出，没想到竟流行一时，这更激起了他的川剧创作欲望。

戏剧改良担纲人

川剧作为一个着名剧种，其实时间并不长。四川自古就重游赏，好享乐，历史上有很深的戏曲传统。隋唐五代时，巴蜀的歌舞百戏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清初“湖广填四川”大迁徙中，各地众多声腔纷纷入川，他们带来了新的东西，和当地的声腔相结合，从而催生出一个以高腔为标志的新的地方剧种，这就是川剧。川剧一经出现，就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巴蜀大地上迅速传播，并很快覆盖云贵、湖北部分地区。

黄吉安来到成都时，正值全国各大剧种兴起改良，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四川。1905年，由周孝怀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川戏曲改良公会，并明确提出了“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口号。这是有史以来由官方设立的第一个戏曲管理机构，并特聘黄吉安改良剧本。1906年，教育研究所开会，拟议黄吉安编写剧本，主事人一再对黄吉安说，编定的剧本一定要演习，并支付薪水，“其曲本成时，应视其优劣，酌予价资。”至此，黄吉安由官方委派，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四川戏曲改良。

戏曲公会还聘请了赵熙、尹昌龄等社会名流，尹昌龄改编的《活捉王魁》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年已七十的黄吉安老当益壮，他所创作的《邺水投巫》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在这个战国时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黄吉安给西门豹注入了新的思想。西门豹说，河道可以通商，高山可以开矿，就是国家自强的根子，哪有什么神去管它？此等愚民迷信，一天没有教育去叫醒他，真是不可救药哩。黄吉安还借西门豹的口说：“现在是改良时化，当办的事情顶多，最要紧的是整顿风格。”黄吉安的剧本很快得到了社会的首肯。《四川官报》说，某些文士因编写新戏受到赏识，有的改良剧目在演出中获奖，大大推动了改良剧本的浪潮……

当时成都华兴街上的老郎庙是供奉戏神的地方，为各地戏班的临时落脚之处。戏曲改良公会筹集资金进行改造，并修建了新式的悦来茶园。1909年，悦来茶园投入使用，并在这里成立了川剧第一个剧团三庆会，由此成为川剧的一个基地。黄吉安经常来这里喝茶听戏，和康止林、唐广体等人的交情很深，他的剧本都先在这里排练，修改完美才正式公演，因此质量很高。

短短的时间里，黄吉安就写出了7个本子，作为当时的样板印发全川。《川戏》评价说，黄吉安的剧本“对后来的川剧文本的创作、演出起了规范作用，为川剧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高的文学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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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出演《柴市节》

《柴市节》是黄吉安剧本创作的一个顶端，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影响最大的作品。黄吉安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无不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因此他善于选取历史题材，英雄和丑恶对比鲜明。

黄吉安不仅会写，还会唱，写得累了，他就歇下来，一个人边拉琴边唱，在自娱自乐中既得到了放松，又找到了新的感觉。他把唱词和韵律一一记下，对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黄吉安还有一个习惯，只要一想到好的情节唱词俗语等，就赶紧记在纸条上，然后把这些纸条贴在墙上随时取用。在他家的墙壁上到处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有的上面还写着人物名，到后来，甚至他的蚊帐里都挂着纸条……

黄吉安注意到文天祥和留梦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文天祥不愧为民族英雄，而留梦炎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黄吉安内心里激起了很大的创作欲望，苦思冥想，决心把这个剧搬上舞台，取名《柴市节》。《柴市节》一经演出，就在川剧界引起了极大轰动，人们争相观看，从而也奠定了他川剧文学大师的地位。

《柴市节》讲述的是文天祥被俘，囚禁三年而不降，已降的宋朝老臣留梦炎数次劝降不成。文天祥在柴市口被杀前，得到了两个儿子殉国的噩耗，出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对话。

文明：启禀相爷，我家两位少爷都在途中……文天祥：在途中怎样？文明：先后殉国了！文天祥：你怎不早说？文明：恐怕相爷怄气。

按理说，闻听如此不幸，每个人都会悲伤欲绝，可文天祥却说：“我怄什么气，我才欢喜得很哪！”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全家共赴国难，无以为悲，反为一大幸事，这深深感染了每个观众。但黄吉安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继续深挖，又抬出了元帝，称文天祥真是奇男子，不为我所用，杀了又可惜，只好做个人情，追赠文天祥卢陵郡公，这反衬出文天祥的铮铮气节。文天祥被杀后，众百姓高呼：“大家凑钱烧纸，抬起走！”

1963年，周企何和司徒慧聪在北京演出刚一结束，周恩来就健步上台握着周企何的手说：“这个戏我看了好几次，很好，文天祥正派，有骨气；留梦炎坏在骨子里。”

只识“黄本”不识人

黄吉安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一生愤世嫉俗，在他的作品中也充分体现。他不仅是川剧作家，还是个诗人，有打油诗说：“老夫橐笔随风尘，江湖闲散一废人。废人不将废物弃，愿作诗家柱石臣。”1900年，黄吉安从报上看到丧权辱国的辛丑赔款条约后，满怀愤慨地写道：“姑听讹传未足凭，烟云变态几番增。望洋搔首澜难挽，破浪同心风可乘。”

黄吉安所写的戏流行很广，远到云贵地区，被称之为“黄本”。但人们并不晓得作者是谁，黄吉安在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一直被埋没。有感于黄吉安剧本的影响，一次，周恩来在看了话剧《关汉卿》后，感慨说：“四川应该写《黄吉安》剧。”

1956年，中国京剧院导演樊放专门为落实“黄本”之事而来，他先后走访了云贵等地，后来在成都才真正找到了“黄本”的作者，而这时，黄吉安已经去世30多年了。

电影《杜十娘》根据黄吉安剧本《百宝箱》改编

黄吉安还写了另外一个有名的剧本《百宝箱》，1957年改编成电影《杜十娘》，由廖静秋主演，片头上打出了“原着清代黄吉安”的字样。1960年，四川省戏剧研究所将黄吉安的剧本整理成《黄吉安剧本选》出版，留下了这一川剧艺术瑰宝，也算是对黄吉安的一种告慰了。（文 朱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