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3日秋分，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专为农民设定的法定节日，今年首次将主会场设在了成都。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气候温湿，雨量适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宝墩遗址发现的水稻田遗迹，证明早在4500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蜀中沃野，为天下粮仓，蜀粮济天下。秦汉支撑了帝国的伟业，唐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到了近代，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农村实现了高效的机械化收割
古蜀 从刀耕火种到农业经济区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农业生产无一例外都是从刀耕火种演变而来，“靠天吃饭”成为最古老的粮食供给法则。《淮南子·本经训》有“焚林而田”的记载，就是我们所说的刀耕火种，用石斧石刀艰难地砍倒树木，等到树木干后一把火焚烧，开出一片土地，树木焚烧的灰烬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但火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土地板结，肥力下降，只有丢荒另辟新土。夏商时期人们实行丢荒生产，一片土地耕种几年就抛弃，另外寻找新的土地，到西周才逐渐稳定下来，由丢荒向轮荒过渡，一片土地耕种数年后让其休闲几年。《周易》等就有葘（休田）、新（休田后重新耕种的田）、畲（成熟的田）的记载。《尔雅·释地》说：“田，一岁曰葘、二岁曰新，三岁曰畲。”
古蜀农业是否也丢荒呢？不得而知。古蜀历史上，传说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自蚕丛教人养蚕、柏灌和鱼凫教人鱼猎，蜀地就踏入了农耕时代。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 三星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杵、锄形器、盘状器、纺轮等农具。在杜宇时代，蜀地自然环境的优越性逐渐显现，成都平原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古蜀有“三都”，成都、新都和广都；古蜀还有“三蜀”。《华阳国志》载：“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俟三蜀。”“三蜀”指的就是蜀、广汉和犍为。杜宇时代疆域辽阔，“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又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江、潜、绵、洛为池泽。”可见古蜀人在农业生产的规划布局上，讲究因地制宜，合理种养，顺其自然。
据《四川通史》载，古蜀时代已经形成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发展经济区，重要的大区包括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区、岷江上游经济区、青衣江谷地农业区、金沙江谷地农业区以及长江沿岸农业区。大大小小的农业经济区构成了古蜀农业的基本格局。
稻田插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稻谷成为蜀地的主要农作物，成都平原虽不是稻谷的发源地，但第四代蜀王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来，那里是稻谷的发源地之一，杜宇带来了稻谷种子及生产技术。当然，这不是蜀地稻谷的唯一来源。由于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到了开明王朝，古蜀的农业发展达到全盛。
西周时期的蜀地成为全国富庶地区，粮食作物除了主产水稻外，又有菽、稷、黍等百谷，“桑、漆、麻、苎，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农具趋于完善，有斧、矛、锄、石锄、石锹、石奔，石器都打磨得精细。粮食加工也有了很大进步，扬谷舂米普遍使用。与此同时，古蜀的手工业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绢、锦、刺绣崭露头角，品质上乘；又有烧制的罐、缸、钵、瓶、盆、壶等。
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晋代郭璞解释说：“言味好皆滑为膏。”细腻润滑为上品，可见古蜀的粮食品质已非同一般。
秦代 统一中原 蜀粮先行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秦国要统一中原，粮食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司马错向秦惠王上书提议伐蜀：“其国家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资。”他认为，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得楚得天下并矣。”对于秦国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后世司马迁赞赏道：“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事实证明，当其他诸侯国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粮荒之际，秦国却是粮草充足，军队得以纵横千里，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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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为了更好地利用巴蜀资源，秦国在蜀地实行《秦田律》，推行土地新法，废除井田，广开田地，增加劳动力，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成都郭外有秦时旧粮仓，述改名白帝仓。”新莽末年，公孙述在成都称帝是为白帝，改秦仓为白帝仓，可见蜀地早在秦朝就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的大粮仓。
秦灭巴蜀8年后，依靠蜀地丰富的物产和兵源，首任蜀郡守司马错“浮江而下”伐楚。《华阳国志》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於之地为黔中郡。”这个时候，在蜀地的农业建设中发挥出巨大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没有出现。修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奇才李冰又是何时入蜀上任的呢？
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的第三任蜀郡守。《华阳国志》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郡守。”公元前250年，秦始皇的祖父秦孝文王赢柱在位仅三天就离世。东汉文人应劭在《风俗通》中说：“秦昭王听田贵之议，遣李冰为蜀郡太守。”《水经注·江水注》也说：“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
公元前277年，李冰到任。李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修造了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川西地区真正进入了“天府之国”时代，“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靠着源源不断的蜀地物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国为更好地巩固巴蜀的统治，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常璩《华阳国志》说：“戎伯尚强，乃称秦民万家之实。”按一家平均四口计算，一万家就是数万人之众，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移民之举对于当时的秦国有两大好处，一方面扩充了蜀地的人口，推动了巴蜀地方建设；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削弱六国势力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古蜀时期还没有出现土地买卖现象，土地所有权是自然开放的，谁开垦归谁，想要多少开多少。秦代，随着都江堰的灌溉，粮食增产增收，大片田地被开垦出来，土地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尺，土地买卖现象普遍出现。随着移民大量涌入，在蜀地掀起了一股开荒的热潮，土地成为财富的象征。
卓文君的祖上自迁入蜀后，“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头），至死不饥。”主动提出留在了临邛。在众多移民当中，卓氏和程郑氏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卓家不仅经营酿酒冶炼，而且有大片的土地，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富户。《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民，富至僮千人。”而程郑氏从山东迁来，“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中原地区在战国晚期已普遍使用了铁农具和牛耕。秦统治巴蜀以后，在蜀地“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巴蜀地区逐渐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铁器在蜀地农业生产中的逐渐普遍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秦国还在蜀地大修城池，仿照秦都咸阳模式修建成都城、郫城及临邛城，又修筑了江城（重庆）和阆州城。这些城市城墙高大，上建有观察楼，下建储粮的粮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仅三年，又将目光盯上了岭南百越。公元前219年，命屠睢率军五十万远征百越。为了转运蜀粮军资，秦始皇命令开渠运粮。公元前214年，修建了一条东起长江干流湘江、西到珠江干流漓江的大运河灵渠，将东西两大水系连在一起，极大地方便了物资的转运。蜀地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出四川盆地，支撑着帝国疆土版图的急剧扩张。
稻花香里说丰年
两汉 丰衣足食 农副业发达
同秦国一样，刘邦也靠蜀粮东山再起，平定天下。
刘邦虽最先攻入咸阳，但忍气吞声到南郑当了汉中王，管理汉中及巴蜀。但谋士萧何深知巴蜀的重要性：“臣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秦，天下可图也。”他坐镇巴蜀，筹备兵源、武器和粮草，以资军用。
刘邦的军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前方打仗，萧何在后方源源不断把蜀地粮食运往前线。《华阳国志》载：“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高帝东伐，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史记·萧相国世家》评价其功绩：“汉王引兵定三秦，何以及相留守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粮。”没有蜀粮的支撑，刘邦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刘邦当了皇帝，明白农业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据《四川通史》载，西汉实行“轻田租，登什五而税一”政策，收1/15的粮食税，后来景帝收取1/30，有效地保护了农业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
秦汉时，巴蜀农村妇女已经普遍参加农业生产，她们绾起裤腿同男人一样下到田里插秧薅秧。西汉王褒的《僮约》则记载了蜀郡资中王子渊与奴仆签订的契约，奴仆的职责中有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持梢牧猪，种姜养芋，长育豚驹。粪除堂庑，馁食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刍。”当时畜牧业发达，牛马羊成群，农副业遍地开花，每户人家都喂有猪鸡鸭等禽畜，房前屋后种着果蔬。
汉代政府推行平准政策，政府宏观调控，谷贱时增加收购，谷贵时减价出售，以稳定物价，维护社会安定，并在各地建有常平仓，成都平原的万安仓就是两汉时期一处着名的“常平仓”。汉代巴蜀农作物有稻、麦、芋、瓜、粟，姜、葱、蒜、莲藕等，稻谷是主要作物，其次是小麦，在盆地丘陵地带大量种植。政府也号召人们开荒种地。东汉时期，成都县令冯颢在只有1.8万户人口的成都县新开垦稻田100顷。《华阳国志》称赞其政绩：“实户口万八千，开稻田百顷，治迹尤异。”
蜀粮除了作为平定天下的军粮外，也常充任赈灾救急之事。西汉北方饥荒，人们饥不择食，甚至出现食人惨案，刘邦下令“就食汉中”，将灾民送往巴蜀汉中参加农业生产，并免除两年的租税。
蜀地丰衣足食，享乐之风逐渐盛行。《华阳国志》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趟阄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涤邙羊豕夕牲……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西汉司马相如出生时，父亲为了庆贺喜得贵子，大肆请客铺排，鼓乐而进，车马相连，拥塞街巷。
沃野千里，秋粮开镰
三国 技术领先 亩产惊人
东汉末年，地震、水灾、旱灾不断，粮食减产，饥荒蔓延，中原人口锐减，北方粮食奇缺，一斛粮食价格飙升到五十余万钱，相当于25匹马的价格。各路诸侯为了养活军队奇招频出，曹操令军队采桑葚野果充饥，袁绍的军队则是下田捞取田螺河蚌为食，而蜀地安然无事。诸葛亮向刘备建议：“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备正是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凭借巴蜀粮仓，三足鼎立。
诸葛亮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视为一国经济命脉。《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国富民安，不亦宜乎！”为了积蓄北伐中原的力量，诸葛亮一手抓手工业，抓蜀锦发展；一手抓农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结构和农业技术，实行屯田。诸葛亮非常重视都江堰，为保护灌溉堰渠，设立堰官，并派出一支1200人的队伍守卫驻防。《水经注·江水》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
222年冬天，诸葛亮主持了两大工程，一是修建九里堤，二是扩建蜀汉宫城。诸葛亮充分考虑了西北地势，以及夏秋涨水的程度，采取“三三三”制修造，修成九丈高、九尺宽、九里长的堤坝，这就是成都着名的九里堤。
九里堤修成，立碑诏告民众：“按九里堤扞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浚，靠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九里堤的作用，一是阻挡水患，保护周边农田和百姓人家，二是对水上运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蜀地虽然产粮丰富，但也抵不住频繁的用武之需，每次北伐，粮草运输是一大难事。由于路途艰难，途中耗费极大，最后运到前线的粮食只有1/10。为此，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来减少运输消耗。
蜀地农业全国领先，除了土质、气候等客观原因，更关键的是技术。从秦兼并巴蜀到东汉五百余年时间，成都平原浅丘地带实现了从粗放型向精耕型的飞跃，而当时南方水稻耕作尚较粗放，亩产水平并不高。《三国志·吴书》记载，吴国将领钟离牧曾在永兴县种了20亩水稻，收成为“臼所取稻得六十斛米”，平均亩产为三斛（石）。三国嵇康《养生论》说：“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亩产十斛就可谓天下良田，而《华阳国志》中有蜀地惊人的亩产记录，“绵与雒（今绵竹、广汉、德阳一带）各出庄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除了粮食，当时巴蜀已经开始利用稻田养鱼，这一技术直到现在也还在发挥积极作用。在粮食加工方面，蜀地在汉代就出现了利用机械杠杆原理脚踏舂米的技术，比手工舂米先进得多。
三国时期，巴蜀农业主要就有稻、麦、黍、稷、高粱、麻、菽、芋，还有多种豆类荞麦等也大量种植，形成了多种类的物产。农业灌溉更趋于完善，取水机械增加了效率。除两汉时期的翻车水车、筒水车外，龙骨水车也普遍使用，这种龙骨水车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在农田灌溉中发挥作用。汉代发明的播种机械耧车在三国时期的蜀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播种速度更快更好。晋人袁准称赞道：“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到蜀汉亡时，仅粮仓存米就达40万斛，另有锦帛金银织造绢绮不计其数，可见其富饶程度。
唐代 两代皇帝蜀中避难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杜甫的《忆昔》描述了唐代社会的富足充实，和平安定。这一时期，蜀粮的地位同样是不可取代的，李渊就提到：“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嶓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帑藏犹殷，宜垂拯济。”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说：“蜀为西南都会，国之室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粮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
唐虽为盛世，欣欣向荣，但旱涝灾害各地频出，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就达700余次，平均每年都有那么两三次。时人描述水灾情形，“乾坤合怒，云雷为屯，以水济水，吞州漂防，走不及窜，飞不及翔。”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旧唐书·食货志》载，“贞观二年四月（628年），尚书左丞戴胄进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726年，“秋，天下八十五州干旱及霜，五十三州水，河南河北甚忧。”
相比之下，蜀地灾害较少，农业生产，粮食收获依然保持良好势头，成为救济天下的重要粮食基地。唐代田澄《成都为作客》说：“蜀郡将之远，城南万里桥。衣缘乡泪湿，貌以客愁销。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旅游唯得酒，今日过明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唐玄宗和唐僖宗两代皇帝先后入蜀避难，主要还是看重蜀地物产丰富，安定无忧。黄巢攻来，僖宗先是奔兴元（汉中）躲避，因粮草不济“储待不丰”，这才奔成都而去，“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
两代皇帝入蜀，不仅促进了蜀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加速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在三国时使用的播种耧车得到广泛使用，灌溉用的水车、龙骨水车操作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流传到日本。唐人陈廷章《水轮赋》描述水车说：“水能利物，轮乃曲成。升降满农夫之用，低徊随匠氏之程。始崩腾以电散，俄宛转以风生。虽破浪丁川湄，善行无迹。既斡流于波面，终夜有声。”
杜甫在成都生活时也注意到了这种用竹子做成的“大纺车”。其《春水》写道：“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耳，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李寔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留水，高则泻水。”这是典型的蜀中竹筒水车。
宋代 粮食供军需 酒税撑财政
据《四川通史》载，宋代蜀地人口急剧增加。北宋初期965年，四川在户人口53万户；到了太平兴国时期，户籍增长了一倍，达129万户；1080年达到220万户；而到南宋时期，1162年达到了414万户，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近8倍。成都一跃成为人口大城，而没有充足的粮食是无法供养一个全国大都会的。
可以对比参考的，是南宋都城临安（杭州）。临安的粮食供给主要靠水路转运，运河一旦水浅，运输困难，临安的粮食供应就非常紧张。临安虽处江南鱼米之乡，但粮食供应依然有赖蜀地。诗人陆游从都城临安入蜀往夔州任通判，就是经南运河、江苏无锡、镇江等地，沿长江逆流而上。这条水路正是蜀粮运往临安的溯源之路。绍兴年间，南宋在夔州（今奉节）“收籴米斛”运到荆南以作军粮。由于长江中下游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巴蜀粮食源源不断运到这里。
陆游在夔州主管学事，兼管农事。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夔州劝农文》云：“峡中之郡夔为大，其于奉明诏，以倡属郡，慰齐民者，尤不敢不勉。勤以殖产，俭以足用，有司以民，交致其爱……”几年后，范成大入蜀路过夔州，眼前是“百衲畲山青间红，粟茎成穗豆成丛。”陆游在岳池走访考察，浅丘耕耘，插秧正绿，《岳池农家》云：“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有水的丘陵和山区都插上了秧苗。
陆游的诗句，成为宋代巴蜀粮食生产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的注脚。而两宋巴蜀的农业发达，从川酒的兴旺不衰也可看得出来。酿酒耗粮，世所皆知，而元代宋伯仁的《酒小史》中记载的蜀中名酒就达106种之多，四川一省的酒税就占全国的29%至49%，陆心源《酒课考》说：“四川一省税收至六百万余贯，故能与江南半壁支持强敌。”
从汉武帝推出“榷酒”制度开始，中国进入了两千年的酒类专卖历史。宋代才采用隔酿法，允许民间酿酒卖酒。“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隔酿法最先实行的地方就是成都，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天府之国粮食的丰收、物产的富足。南宋时期，酒市不仅是四川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更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据统计，南宋每年财政收入总额在一亿缗左右，而在高宗建炎、绍兴年间，四川每年税收就达3342万缗，孝宗淳熙年更是高达3667万缗，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每年供给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主要军粮供应基地。
《宋史·地理志》说蜀地：“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对于偏安的南宋，巴蜀地区的地位举足轻重，不仅是后方，也是前方，川东是前线，川西是粮仓，在抗金抗元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抵抗金国入侵的川陕之战，其军费开支有1/5来自于蜀中的酒税收入。
陆游曾在南郑（今汉中地区）度过了八个月的军旅生涯，遥望被金兵所占的长安，《夏夜大醉醒后有感》感慨：“少时酒隐东海滨，结交尽是英豪人，龙泉三尺动牛斗，阴符一编役鬼神。客游南山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
稻田养鱼两丰收
近代 抗战大后方 贡献卓越
四川的抗元之战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成为南宋王朝最后的堡垒。可以说，没有巴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南宋也无法延续一百多年。宋元战争，四川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蜀人受祸惨重，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四川农业在战后迅速恢复，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还有盈余外调。
明代，蜀地在选种育秧、施肥除草、精耕细作、灌溉收获等方面又有很大进步，水力机械和水车灌溉技术有很大提高。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令巴蜀再生，开荒种地，四川一度成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
蜀地丰收，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出现了粮食专业大户，每到收获时节，大量采购粮食，贩运到全国各地。清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粮商贩运，并向四川、湖广、江西发出通令：“凡有商贩米船，不拘大小多寡，听其装载流通。”极大地盘活了全国粮食的流通领域。据《四川省志·粮食志》载：“1681年，全省外运粮食达数百万石。”1742年，四川全省各类仓储粮食达200万石。
到了近代，抗日战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出粮、出人、出力。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全省征收、征购、征借及捐献粮食，累计达8228万石，占全国38%。抗战期间，四川出兵300余万，占全国兵源的1/5。
1945年10月8日，新华社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社论：“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期、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谢。”这是对四川的地位和四川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和褒扬。（文 朱文建 | 图 冉玉杰 侯建明 杨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