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 蜀刻本
两宋时期，刻板印刷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开封、杭州相继成为印刷重镇，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5000多卷的《大藏经》、1000卷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1000卷词章总集《文苑英华》、500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是宋朝规模最宏大、影响极深远的巨着，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有意思的是，在印刷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四川人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刻板印刷的黄金时代
两宋时期，四川在刻板印刷术上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布全川。家刻，一般多指读书人和藏书家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参与的刻板印书；坊刻即书铺经营的刻板印书。官刻，即官府或官员操办的刻板印书。
现藏于青羊宫内的四川古代雕版依然还在用于印书
宋初，成都承办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刻出版工作。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四川雕刻《大藏经》，又称《开宝藏》，共5048卷，刻版13万块，历时13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竣工，运往开封印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经总集，此后历世所刊印《大藏经》多为宋蜀刻本的复版。宋朝还先后把蜀刻《大藏经》赠送给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对亚洲雕版印刷和文化交流起有重要的作用。日本僧人奝（diao）然986年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以后，传到日本已两百多年的刻板印刷术，这时才真正流行起来。
四川官刻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除了南宋四川转运使井度所印的《南北朝七史》（因在四川眉山刻印，又称《眉山七史》）外，还有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在庆元五年（1199年）刻印百科知识全书《太平御览》。这部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1000卷大书，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说：《太平御览》成书后，宋太宗赵光义爱不释手，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乙夜之览”。如“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爱学习的宋太宗赵光义感叹道：“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成语“开卷有益”由此而来。这次蒲叔献重新刻印的《太平御览》，质量上乘，被历代学者视为宋刻精品。
成都的家刻同样繁荣发达，成都人彭乘县就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有“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之说。还有毋昭裔的子孙、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仅、蒲江魏了翁也都是着名的刻书家。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68年），成都吕大防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刻印了我国“历史地理文化”的开山之作《华阳国志》。南宋时，着名史学家李焘之子李坖（ji）在临邛根据吕本再次校刻了《华阳国志》。后来，明清时诸多名流所刻的《华阳国志》均源自李坖刻本。
5000多卷的《大藏经》、1000卷的《太平御览》、1000卷的《册府元龟》和1000卷词章总集《文苑英华》，500卷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是宋朝规模最宏大，影响极深远的巨着，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对宋朝的文化盛世贡献最大。
知识产权保护的萌芽
明代学者高濂在评价宋刻本时说：“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宋版蜀刻本良好的口碑是激烈竞争的结果：各级政府和官员、文人雅士，乃至一般平民纷纷介入刻板印刷业，无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坊刻都十分重视质量，积极树立和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且有自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流传至今的雕版，记录着四川古代印刷业的繁华
官刻书籍，均设校勘、监雕、印造之职。坊刻也设置了校正、录正、印行等职。为昭信用，书本卷首、卷尾还注明每版的字数、印行名称、刻字工人的姓名。当时，四方雕刻高手云集成都，各显神通。也正是刻字工人精益求精的雕版技艺和套色印刷术的发展，为四川在世界上首次发行纸币“交子”，提供了技术支持。
蜀刻本从所刻的内容到编排装帧形式，要报官批，禁止仿照、翻刻。宋版蜀刻本《东都事略》其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伸上司，不许覆板”。用今天的话来说：“版权所有，不准翻刻”。四川人可谓世界上最早实践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行者。
正因为四川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在宋版书中，“成都造”成为质量上乘的高端代名词，反观部分区域出版的刻本则优劣参半，其中以麻沙本最差。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北宋元符初年，姚佑任杭州教授。堂试的时候他出了《易经》中的一道题：“乾为金，坤亦为金。”考生们疑惑不解。姚佑竟做了望文生义的解释。考生们只好诚恳地指出刊印错误，姚佑愣住了。他找来蜀刻本核对，原来是“坤为釜”，麻沙本刊印有错，漏掉了“釜”字上的“八”字，以致误印成“金”字。姚佑立即升堂，自行宣布扣罚自己的俸金。
近代学者、版本学家傅增湘称赞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刊印精绝、字大如钱、墨黑似漆，展卷即夺人眼眸。”清代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酷爱宋版，自号“佞宋主人”。他因获得一部宋版《陶诗》，改其书斋名为“陶陶室”。他见到蜀本《嘉佑集》后称赞道：“刻本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中可为稀有。”
先进工艺拱卫蜀刻地位
那么蜀刻本到底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全国脱颖而出，成为高端首选，甚至于产生品牌效应的呢？
墨优纸佳、版式疏朗雅洁、印装精美，是宋代四川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道“保险”。南宋在刻印经史典籍时，一改以前正文和注疏分别刻写在两个书本上的编排形式，而是盛行在同一书版上，用大字刻正文、小字刻注疏。
四川传统雕版不仅用来印刷书籍，也用来印刷年画，图为藏于夹江振华纸厂的年画雕版
蜀刻本的具体工作流程是：首先，精心挑选雕刻所用的木板。因刻板多采用结实的枣木或梨木，所以称刊印书籍为“付之梨枣”或“付梓”。其次，将需要刻印的书籍抄在纸上。字的大小，既有流行的“大字本”，也“小字本”。所谓大字本指每一行十六字以下；而小字本是指每一行二十四字以上；字体多为遒劲朴拙的颜体；第三，把抄好的书叶，反贴在木板上，待纸干透后，用刀刻去无字的地方，使字迹凸现出来；第四，雕刻的板片初成后，印出若干“校样”。尽管当时蜀地的纸币“交子”已经采用六色复合套印，但是采用蓝色或红色印“校样”则是在明清两代，称为“初印蓝本”或“初印红本”。由此，“蓝本”又引伸为“底稿”之意。两宋时仍然是用单一的墨色印“校样”；第五，“校正”（即负责校对的工作者）对“校样”认真校勘，杜绝差错疏漏；第六，定稿后正式印刷。其方法是将墨涂在板片上，敷上白纸，用刷子轻刷，揭下即为一张印刷叶；最后，将一张张印叶装订成一部完整的书。繁复的工艺，确保了宋代印刷制品的上乘质量，在市场中行家一翻便知印刷本出自何方，也使得“成都造”的印刷品在面对竞品时，成为最高端的选择。
蜀刻本的装帧技术先进，构建出了四川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二道“保险”。最初，蜀刻本借鉴了传统简牍、帛书的“卷轴”装帧形式，并加以改进成“旋风装”。即把印好的书叶，按照顺序逐次相错，粘在同一张纸上，错落粘连，犹如旋风，所以史称“旋风装”。后来又采用“蝴蝶装”，简称“蝶装”。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用浆糊粘连书叶反面版心处，再用厚纸作书皮，类似现在的精装本。翻阅时，书叶两边展开犹如蝴蝶双翅。现存宋版书大多改装成清代盛行的“线装”本，而原汁原味的“蝶装”本极为罕见，“旋风装”则大多亡佚，更是难觅踪影。
宋版蜀刻本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褒扬，也被收藏界视作价值不菲的绝妙艺术瑰宝、罕有的文物精品，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为什么四川人会率先倡导知识产权的保护。（文 游上 | 图 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