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父枯木竹石图

刘东父(1902年―1980年)，成都双流人，出身于诗礼世家，有《刘东父书洛神赋》《旷翁诗抄》《旷翁书画》等行世。年轻时入刘湘幕府，后任《济川公报》总编辑、《川康通讯》社社长、《国难三日刊》社长，1947年退职回家，鬻字为生，1954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刘东父诗书画俱佳，关心时事，热心公益，奖掖后进。他的书画和为人，被研究者誉为像水仙花一般“仙姿高韵，独抱幽芳”“直接推动过新时期四川书法的复兴”。

刘东父被誉为“直接推动过新时期四川书法的复兴”

诗礼世家

刘东父，名恒壁，字东父。1902年出生于双流刘氏家族。这是一个家学源远流长的诗礼世家，是一个诗书画俱佳的学者家族。自清嘉庆年间（18世纪初）至民国年间，在长达200余年历史中，双流刘氏人才辈出。

刘东父的曾祖刘沅（字止唐）是清代四川经学家，曾在成都南门纯化街创办儒林第“槐轩”，其学生、门徒几达数千人，桃李满天下。刘沅着有《槐轩全书》，创立槐轩学派，名震一时。刘沅晚年致力于公益，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如今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沅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

刘东父的祖父刘桂文（字云坳）为晚清进士；外祖父李汝南(字湘石)是书画家。刘东父的伯父辈，有书法家刘咸荥、刘咸炘、刘咸焌，三人并称“双流三刘”，颇多建树，均为上世纪蜀中学界名人。在刘氏第四代中，以刘东父、刘伯谷在各自学术领域为世人所知；第五代则以刘东父的儿子刘奇晋在书学上的成就最大。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中国书法全局的发展处于低潮之际，立足本土振其堕绪，走碑帖兼治之路培养后进、接续“书脉”者，刘东父应为四川的重要代表之一。遍览刘东父的《旷翁书画》，会发现巴蜀文化体现在书画方面的独特韵味：独特而真率的品性、深厚而旷达的学养、涵融而开阔的智慧。正如一位学人对20世纪四川书法名家所说：“我以为（刘）孟伉先生如梅、（谢）无量先生如兰、（余）中英先生如竹、（陈）无垢先生如菊，而东父先生则是凌波仙子。水仙花那仙姿高韵，独抱幽芳正如东父先生其书，如其人。”

碑帖双融

刘东父的幼年，刘家虽有祖业田产百余亩为荫庇，但内养家眷十余口，外复受杂税之强征，家境并不宽裕。然而“王谢子弟，自有一种风气”，耳濡目染，都无俗事。家庭环境在好尚、人品、气质等方面无疑对刘东父自幼便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影响力。加之执教鞭的父亲恪守祖训，身处清贫而安心于文脉之接续，故东父先生发蒙很早，“从小就喜爱诗文书画，并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其初则课以小楷，以祖父刘桂文所书《过秦论》及外祖父李汝南所书墓志铭为范本，稍窥门径；继则于赵松雪所临《黄庭经》心追手摹，绳墨精微。盖天性端谨，秉志雅洁，故倾心于清新秀美之书风。“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就资禀、性情与作品的关系考虑，其一生书风取向，于此时已初露端倪。

1912年，其父延请杨宾九至家中为时年10岁的刘东父讲学。虽束发受书，然尚年幼，一派天真，彼时可谓“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渐渍熏陶之功，不容浪看。1914年，刘东父至延庆寺贺维翰处读书两年。贺曾为清代翰林，学问大，又能观机设教。在贺先生的教授下，刘东父披览了不少典籍，学问颇有进境。因刘东父已浸淫赵字有年，其学渐富，其书亦相随而得雅秀之气。

1916年，刘东父入尚友书塾，从学于四叔刘咸炘。这是刘东父书学道路的重要转折点。梁漱溟、陈衡恪等皆推崇刘咸炘的为人为学，蒙文通赞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刘咸炘学问赅博，于书道亦具大匠手眼。当时见刘东父所学赵字殊乏骨力、气象不大，即痛下针砭，令学碑以为对治法门。刘东父遂改写颜真卿《家庙碑》《郑文公碑》等，小楷写传苏东坡《怀素自序》；日课大字数篇，小字半篇，虽寒暑而未尝稍怠，笔力渐雄强。17岁时为其外祖母撰寿诗并以郑碑笔意书之，“装裱往贺，颇得舅父画家李少湘夸奖”，其用功之勤、进步之速，于兹得见。

在刘咸炘悉心指导下，刘东父复沉潜含玩于《诗》《四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及历代诗文，艺文并重。迨至1922年，刘东父即以弱冠之龄任书塾学长，“帮老师看卷子、改文章”，同时为刘咸炘的助手——才弱学浅焉能任此？在刘咸炘书学思想影响下，他走上了“碑帖并重、碑帖融合”的治学之路。

刘东父24岁到重庆，“白天工作，晚上仍坚持练字，即使盛夏酷暑，挥汗如雨而临帖不止”。在重庆的十年中，他仍然习赵孟頫的行楷书和郑道昭的碑帖，又旁涉汉代隶书和苏轼、米芾的行书。在此期间，他的书名渐盛。

34岁时，刘东父回到成都，又开始研习王羲之的书法，对《圣教序》用的功夫最多，以悬肘放大临写，甚见成效，颇得友人称道。新中国成立后，又致力于篆书和草书，临摹汉代的篆书和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刘东父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临摹，很少间断，甚至有时生病也以临帖为休息的方式。其临池功夫之深，罕有其铸。

清流绝响

刘东父题赵完璧山水四屏

刘东父亦善绘事，于梅兰竹菊、山水独有心得。书法家、诗人李兴辉在《沁园春·读旷翁诗书画遗作展有感》中赞美道：“三绝遗篇，摩挲妙迹，梅竹幽兰尚溢香。云山望，仰先生风范，水远天长。”

刘东父诗书画三绝，更有清流绝响的人品。自青年时期开始，他就关心时事，热心公益。刘东父青年时在重庆、成都一带即以书成名。1937年，河南大旱，刘东父以书法家身份在成都举办书法义卖，无论士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相义购，盛事一时，随后他将义卖所得法币一万余元全部捐给了灾民。他从不以书家自居，新中国成立后，为公私所书，不取分文。在书法教育上，旷翁诲人不倦。他应邀讲课从不索取报酬。

上世纪50年代初，杜甫草堂开始恢复修建，刘东父不仅积极参与，还推荐家中聘请的雕花木匠孙寿昌参加草堂楹联、牌匾的镌刻。他曾为杜甫草堂写了一副楹联：“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鹗先生骨；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他在对联的跋语里写道：“此联为先伯豫波公五十年前为少陵草堂撰书联语，人事变迁，原物早已遗失。为保存先辈遗作，谨为补书，用存一代文献，非敢自逞于豪翰也。一九八零年四月清明，刘东父重书，时年七十有八。”这件书法作品清俊洒落，遒劲雅正，线条的急缓收放、墨色的浓淡枯湿，令人会心。

刘东父还参与西蜀最早的书法沙龙——成都市西城区书法组的讲座，为书法组延请蜀中名宿，从文史、书画、鉴定等方面提高书法爱好者的水平。书法组培养了大批书法骨干。刘东父传授书法时，主张重视传统，要读懂古人，于碑于帖皆要仔细审读。主张从学养中去追求艺术性，克服匠气、俗气。他说“书法也要发展变化。但是书法是传统艺术，我们是在古人的基础上发展，可以超过古人，但不能前无古人。”

刘东父给五儿刘奇晋的《七十生日示儿辈》云：“漫言七十古来稀，马齿徒增未足奇。俭腹空空滋我愧，虚名草草畏人知。迷途困惑尤思追，老境回甘敢自欺。但愿汝曹勤奋勉，匡勷为我答明诗。”诗中表达的是，人一生要不断学习、常常反省，要谦虚自持、勤奋努力，学无止境。刘东父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图 | 文 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