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繁华，清末又产生了新的金融“一条街”，它就位于今天的东大街一线。这里是当时四川乃至中国西南的金融中心。银行、票号、捐号、银号、金铺林立；影响深远的成都造币厂，也建在东大街旁的镋钯街。中国首个印着帝王肖像的银元，正是来自于镋钯街……当时的成都“金融一条街”，到底有着一派怎样的气象呢？

清末成都东大街，左侧是“分行四川彩票”，不远处竖立着一座木质过街牌坊 （美）罗林·张柏林 摄

成都造币厂

清末，中国开始生产具有近代工业文明色彩的流通货币。成都造币厂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原银元、铜元两局合并而成，开办虽早，其时尚称银、铜元局，附设于四川机器局内，地址位于成都东门镋钯街（现在的成都旅游职业中学拱背桥小学东南里一带）。

银元工厂完成后开工时情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四川户部造币分厂，厂内仍分设银元、铜元两股，收支截然分开，户部改为度支部后，更名为度支部造币蜀厂，仍属省有。宣统二年（1910年）经度支部奏准，始改称成都造币分厂，由部派员接收，厂内银元、铜元两股合而为一。辛亥革命后，所存款项被拨作川省军需之用，民国元年十二月由财政部接收。

成都造币厂开办初期，试铸当五、当十、当二十三种铜币。银币造有光绪元宝、宣统元宝，亦有署大清银币四字者（其时只仿造银元，而无主辅币之分），嗣后始铸大元、半元、二角、一角、五仙各种银币。民国初年后，银币则只铸大元、五角两种，其他辅币逐渐停铸；铜币仍铸当十、当二十两种。

成都造币厂设备能力，若原料充足，每日加工赶制，银币可做表三张，可出大洋三万元；铜币亦可做表三张，可出当三百币十万八千钏。川省向无银矿，专赖收买旧有银锭暨陕甘商人贩运生银以供铸造。清末民初，日收一二万两，最多二三万两，后因旧银日少，加之路途不靖，商贩裹足，日收不过四千两，少则一二千两，甚至数百两。铜料，省内虽有彭县、荥经、会理三处产铜。但规模不大，所产之铜，难供铸造，因而靠购买外国铜及滇铜。后因外国铜订购不易，滇铜运输困难，乃靠回收制钱甚至原铸大当五十等旧币复熔改铸，因而时铸时停。

成都造币厂建厂初期铸造的银铜币的重量成色，基本恪遵当时清廷制订的《国币条例》规定，其主辅币也注意保持法定比例，流通使用亦属正常。民国七年（1918年）靖国之役后，川局动荡，军阀混战，该厂人事屡经变易，铸币宗旨已由调剂金融、周转市面逐步变为军阀筹积军饷和盈利肥私。

反映清代时成都老百姓生活的场景 图为卖咸牛肉和布捆子的商贩 叶子祥 供图

刘成勋当川督时，鉴于五角银辅币法定成色较一元主币为低，有利可图，便扩大五角银辅币铸造。该厂日铸五万银币，其中五角辅币高达三万，改变和破坏了主辅币比例。民国十二年（1923年），杨森督理四川军务驻成都，令造币厂停铸一元主币和一、二角辅币，专铸五角（半元）银辅币，并以未经化验的原银当纯银（71%），配上29%的铜料，即行铸造，同时还降低含纯铜量铸造新一百文铜币，从中获利。民国十四年（1925年）杨森败走，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进入成都划区分驻，造币厂为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所据有。为缓和部属染指分润的矛盾，邓锡侯自兼厂长，继续铸造五角银辅币，仍用原银作纯银，并改变银铜调配比例，大大降低五角辅币纯银含量（市称新厂板，以前所铸半元为老厂板）。

邓氏还拨资五千元开设康泰祥银号，代造币厂收购银铜原料，发行银铜铸币。由于银铜币一再改铸，币质减低，数量大增，加之军阀竞相私造，劣币充斥，种类繁多，以致成都市面，大洋与厂杂板比价以及厂杂板兑换铜元数目各不相同，且时有变动，商民不堪其苦。继因刘（文辉）、邓（锡侯）开战，邓部离开成都，省城为刘湘接管，随着地方钞券的发行，造币厂全部停铸。

四川最大官办银行

清末成都人要想汇兑、存储，该怎么办呢？当时成都有私立“票号”九家，皆山西人所设。除汇兑、存放业务外，还代人报捐官职，所以招牌上都书写“某某捐号”，正大光明“跑官卖官”。

1905年10月19日，四川总督锡良为流通“川省利源”，上奏朝廷后成立“濬川源”银行。这是清末至民国初期四川最大官办地方银行。总行初设重庆，后迁至成都紧邻东大街的暑袜街。

1907年9月17日，清政府度支部委派刘宇泰赴川，又开办“大清银行”四川分行，由度支部拨资本120万两，这是当时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成都分号成立（地址在新街，位于现春熙路至青年路一线，也紧邻东大街）。1907年9月，成都商人李念祖筹组的“信立钱业有限公司”开业，总股本20万两。这是四川首家由民间集资创办的民办商业银行。

东大街沿线还聚集了成都各种银行及票号、捐号、银号、金铺，如：百顺通、协同庆、日升昌、裕川厚、公顺同、兴隆号、亨盛号、永盛明、天长厚、恒丰裕……

清末汇往北京、上海两地的“汇水”（汇款手续费），高时每汇千两收四五两，低时收二三两（即2～5‰）。存款高者年息四厘，低者三厘。但官绅有余钱，大都买田买房置产业，存钱者不甚多。当时要贷款，“非信用素坚不可”。

民间放账牟利的人则不少。曾任四川按察使的牛树梅，谈到晚清民间高利贷黑暗情形：“照得民间放账取利，例不得过三分（按：民间借贷所说3分利，就是借1万元，每月支付300元利息，即月息3%）……有等射利之徒，放以重利，照日滚算。”如不能按时还付，放账人就关押借钱人，“统率多人，如阎罗索命，甚至灌鼻塞耳，不给饮食……种种习恶，殊堪发指。”

反映清代时成都老百姓生活的场景 图为用担子挑着抄手卖的商贩 叶子祥 供图

五十家当铺与两大荒市

站在清末的成都街头，会看见这样的特殊商家：粉白的外墙和影壁上，有个触目惊心的楷书“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当铺，其实就是一种“抵押贷款”形式。

当铺两扇大门包着铁皮，钉满铁钉，阴森可怖。店堂横门，是一溜青砖砌的高柜台，只有仰着脸、踮着脚、举着双手才能交货接钱。短招牌、铁门槛、高柜台，是成都当铺三大特色。黑黝黝的四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咬各听天命”……小的当店还写有“本店屋小棉被暂行不当”“神袍戏衣一概不当”之类。

当铺中重要角色称“坐柜”，又名“朝奉”。坐柜一边看物，一边长声悠悠地高唱，柜台后面写当票的伙计，必须眼耳手皆灵，听清坐柜唱的名称、数量、金额，写在当票上，当铺对所当物品的估价，一般仅为该物品价值的二三成。押期一般3月到1年，到期不赎为“死当”，抵押品归当铺，任其处理牟利。

1909年官方普查户口时统计：成都有大当铺32家、小当铺18家。

随当铺而生的是“荒市”，最初专门代销当铺“死当”，后又收购旧货、旧衣，逐步由地摊发展成为商店。清末成都有两大荒市，一在忠烈祠西街白家祠内，二在南门纯化街。忠烈祠“荒市”延续至今。私人挑箩筐游走街巷收购旧货的，称收荒匠。1910年统计有900人，颁发有规则（执照），不准收买贼赃。这职业流传至今，由挑箩筐吆喝：“有破铜烂铁拿来卖!有旧衣服旧铺盖拿来卖!”演变为骑三轮车、电瓶车，用录音小喇叭播放：“收旧电视、旧电脑、旧家具啊!”

成都人能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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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人的眼光回望清末时的成都金融产业，会觉得幼稚和青涩，但对于成都这座内陆城市来说，却并不太逊色于同期的其他城市。那么成都人到底挣多少钱，才能在这座地处西南内陆的城市里，衍生出同时期相对发达的金融产业呢？

今天的成都商业繁华，是中国西南的经济金融重镇 图为蓬勃发展的交子商圈

我们先来看“吃皇粮”的人群，四川总督、成都将军、四川布政使、四川学政等高级官员，每年合法收入3万两白银以上。朝廷规定正四品的道台，月薪百两；知府月薪50两，县官30两上下；县官以下佐杂10两或数两……这相当于“基本工资”，此外还有养廉银、公费等合法收入。以宣统元年（1909年）为例，本年四川省收入总计白银1730余万两。支出总数为1700万两，其中本省文武各官正俸、养廉银13万两；各州县“公费”（可由各级官员支配的小金库）110万两；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及省城各衙府“公费”40万两。以上三项可纳入官员薪俸范畴，共计163万两，约占四川省总收入1730余万两的9.?42%。

在政府官员之外的另一个“吃皇粮”的收入群体，是军警人员。宣统元年，本省军饷、警察费等“军费开支”，共计430万两；约占本年川省总收入1730余万两的24.?86%。省级最高军事官员四川提督，养廉银每年3000两和公费银数千两等，每年收入约2万两以上。下为1908年四川防军官兵薪饷：统领（相似旅长），月支薪银200两；管带（相似营长），月支薪银100两；帮带（相似副营长），月支薪银70两；哨官（相似连长），月支薪银50两；差弁（类似排长），月支薪银20两；什长，月给饷银4两5钱；正兵，月给饷银3两5钱；长夫月给饷银2两5钱；火夫，月给饷银2两。清末新军普通士兵，每兵月饷约4两2钱至4两5钱银子。

接下来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据华阳县令周询记载：官员及绅士、商家所用工仆，“皆给工资，大都每月仅数百文，多者千文而已……其余司阍（守门）及小工等月资皆与仆从相同。雇妇（指仆妇、丫环等）月资亦数百文。”厨师、奶妈和木匠、泥水匠等技术性工匠，每月工资稍高，挣工钱3千文左右。

当时一两银子根据成色，可换铜钱1200—1500文。也就是说：佣仆、仆妇、丫环等每年总收入，不过十来两银子；技术性工匠年收入也不过20来两银子。（文 郑光路 ）

总督、成都将军、学政，每年合法收入3万两以上，是底层民众的3000倍。再说形象一点，普通劳动者工作3000年，才抵得上高级官员一年的收入。（文 郑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