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4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新鲜事件，不断冲击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国家民族的巨变中受益，也随时代的演进而被裹挟。让我们一起打捞记忆中的往事，记录下40年中那些曾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沧桑剧变。

火车站辛苦排队的乘客

2008年春节前夕，受雪灾影响，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滞留数十万回乡过节的旅客，场面惊心动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震惊之余，总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滞留的旅客里有工人、学生、白领，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农民工。

当我们回望历史，把目光锁定在30年前，打捞脑海深处的记忆，就会发现正是这些农民工，在成都火车北站掀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波略显混乱却气势宏大的民工潮。

售票员，钱在鞋子里!

1988年的大年初三，在家与亲人短暂团聚后，成都市周边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匆匆出发返回工作地，就像涓涓溪流汇聚到成都火车北站广场，候车厅容纳不下，他们就栖身在广场旁商店的廊檐下，露宿在广场上，平时宽阔的广场顿显拥挤起来。最挤时，连脚都插不下。据当时的媒体称，广场上滞留的旅客最多时达到6万人以上。

天上飘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小北风的裹挟下，更觉寒气浸骨。屈元贵，一个来自安岳的农民工，不到20岁，他头顶一块塑料布以避风雨，一边抱怨着说:“我在广场上都5天了，就这样一直待在这里，还买不到车票。不知还要等几天!”

这件牵动亿万中国人神经的事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涌动开发浪潮，吸引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1987年，广州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工潮流。1988年春节传递效应在成都火车站显现。

旅客苦，就连铁路职工也累。曾蓉，是成都火车站当时的售票员，她回忆，购票旅客为防止有人“加塞”，那些农民工便后一个紧紧搂着前一个的腰，形成牢固的“人链”，队伍蜿蜒排出几公里长。

如果购票秩序好，队伍长点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多耗些时间，早晚都买得到，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所有的人都心急，总有些不遵守秩序的现象发生，每个售票窗口前都挤了一大堆人，每个人都拼命晃动着手里的钞票，眼里闪动着极端渴望的神情，希望引起售票员的注意。

曾蓉清楚地记得，当时她正在紧张地售票，突然，一只解放鞋从窗口飞进，差点打在她头上。她有些惊诧地抬起头来朝窗口外望去，只见人头攒动中，有一双手在使劲地挥舞，嘈杂中传来声嘶力竭的喊声:“广州!买一张广州车票!钱在鞋子里!”望着那即将被汹涌人潮湮没的双手，曾蓉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弯腰捡起解放鞋，从里面掏出散发着脚丫子臭味的钞票，抚平，从票档里抽出车票，打上日期戳，连同找零，又塞进鞋里，从窗口递出，请窗外的旅客帮助递到那双摇动的手上。

曾蓉回忆说，那时自己已当了10年售票员，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旅客，可以说是多得吓人。直到后来，才知道那叫民工潮。当时只知道拼命地卖票，想尽最大可能尽快让他们坐上火车。座票卖完了，就加卖无座票。为加快速度，怕上厕所耽搁时间，就不敢喝水，实在受不了就喝一小口水润润口腔。应该说，所有铁路职工对民工潮汹涌而来都没有思想准备，也缺乏应对经验。不仅是售票员累，就连车站客运职工也累，组织旅客上车也费了老鼻子的劲。

岳晓铃那年是客运员，也是第一波民工潮的亲历者:“干了多年的铁路客运，没想到一下子会来那么多的旅客，就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汹涌的民工潮，使组织旅客乘车极为困难。由于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超员，每趟列车开车前往站台上放行旅客时，民工们背包打伞，满站台乱跑，蜂拥挤向车厢。座号已经没用了，谁先上谁坐。只要一坐下，打架斗殴的事就时有发生。车内很快挤满了旅客，源源不断的旅客还是拼命往车里挤，车门上吊满了人，希望找个缝隙挤进去。更有大量旅客从车窗往里翻，而车内的人总想有个可以少许动动身子的缝隙，就不许人翻，拼命地要关下车窗。

岳晓铃和她的同事们对这样的事情束手无策，只能使出浑身的劲从下面推那些旅客，帮助他们挤进车厢。一次，她推旅客时不小心将右手腕挫伤，第二天肿得吓人。

头顶小板凳的“天线宝宝”

旅途总是艰辛的，尤其是在民工潮爆发的第一年。不仅车站组织困难，就是车上的乘务工作同样困难。

由于列车上人挤人，就连狭小的厕所里都要挤进五六个人，列车员在车内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穿越一节车厢，在数九严寒里都要出几身透汗，花费几十分钟的时间。列车上的基本服务根本无法进行，列车员所能做的就是开关车门，随时提醒旅客注意安全。

列车员李志勇说:“其实，就是开关车门这样再简单不过的事，那时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车门的过道上挤满了人，让他们挪出可供车门打开的位置，都要费相当大的劲。好在那时的旅客都非常听从指挥。”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十个民工结伴而出，领头的是一个较为精明的人，他预计到上车后寻找座位困难，在成都站候车时，抽空去了一趟荷花池市场，以两元钱一个的价格，买了几十个塑料小凳，准备上车后使用。没想到上车后根本没地方放凳子，又舍不得扔掉，便反过来顶在头上。从车厢这头望去，满车厢都是头顶四根天线的“天线宝宝”，模样怪异可笑。

“人站着睡觉都不会倒。”当时《成都晚报》的记者在一篇新闻报道里这样写道。就这简单的几个字，十分形象而贴切地形容出车内拥挤的程度。如果车内仅是拥挤倒还罢了，没料到在这超级拥挤的狭小空间内，竟会衍生出后来在医学里一个专有名词:旅行性精神病。

曹玉娟，一个退休多年的列车员，当年值乘往返于成都和广州间的91、92次列车。她在车上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是1988年的春节前，由广州返回四川的民工挤满了车厢，车内温度至少要高出车外七八摄氏度，而且空气污浊。她从旅客中挤过，突然，车厢那头传来一阵骚动的声音。这时，正好乘警也从旅客中挤来，曹玉娟叫上他，一起朝骚动声音发出的地方挤去。

他们来到现场一看，情况有些不妙，一位中年男子发直的眼里闪着惊恐，手持匕首对着周围的旅客，声嘶力竭地大喊:“我没钱，你们不要过来!我没钱，你们不要过来!”曹玉娟立刻请旅客往后挤靠，尽可能让出一定安全空间，一面变着法分散那位男子的注意力。就在他刚一分神时，乘警猛扑过去，夺过他手里的匕首，并将他的双臂紧紧箍住，使他无法动弹。曹玉娟不失时机地请出两位壮实的民工旅客，帮着将这位精神有些失常的汉子送到餐车坐下。

餐车的空气相对要好些，加之打开车窗，冷风一吹，这位中年男子的神志渐渐恢复。

曹玉娟说，后来看报纸才知道这种情况是一种精神上的短暂性疾病。从那以后的连续几年，每年春运逢民工大潮时，列车上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扛木梯的列车员

当年在成都第一次爆发的民工潮，不仅给列车正常的运行秩序带来了挑战，也对铁路运载工具——客车车辆带来考验，在这一点上，列车检车员于晓宁有很深的体会。当时，由于铁路基础薄弱，客车车辆严重不足。为应对汹涌的客流，铁路能想到的办法全部想出:无论是当时的成都铁路分局机关干部还是车站后勤人员全部抽出，投入一线；客车不够，就用带篷的货车车厢代替，当时的成都东车辆段就扣下近百辆这样的货车车厢，几十天里运输了成千上万的旅客。由于多开1列客车，就要停运1.5列货物列车，出现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成都市的石油供应立即短缺，市政府公车限量供油，公共汽车限时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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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篷车面积不足30平方米，却一下塞进300多人。没有座位，没有饮水设施，各个车厢互不相通。于晓宁当年就连续加班多日，参加改装厕所的工作。所谓的改装厕所，就是在车厢角落的车底板上挖一个海碗口大小的洞，然后用竹席一围，就算改装完毕。这样的工作虽然技术含量极低，但毕竟有那么大的数量，时间要求又紧，所以还是一项浩繁的工程。

于晓宁说，当时值乘这样临客的列车员出乘退乘都随身携带“三件宝”：扛着木梯、拎着桅灯、胳肢窝夹着扫帚。由于篷车车底距地面约1.5米，即便是停靠站台，旅客上下也很困难，木梯就往车门处一搭，供旅客上下。桅灯的作用就是照明，篷车是用来装货的，所以根本没有客车车辆那些基本设施，也就自然没有发电装置和照明用灯，只能使用较为原始的灯具。漫漫长夜，这样的货车门底下是滑轮，运行途中，怕急刹车笨重的铁门滑过来伤人，就将车门打开，用木块塞死，车门处用木梯挡住，乘务员坐在木梯上，以防有人不慎掉下。漫漫长夜，列车在原野上奔驰，寒风从敞开的车门呼呼灌入，冻得车内的人缩成一团。

如果说，值乘用带篷货车车厢编组而成的临客条件艰苦，那么，值乘运行图所规定的固定列车也不轻松。

于晓宁在那种用货车编成的临客值乘了几趟后，很快又被抽去值乘开往上海的列车。那一夜，成都气温骤降，寒风呼啸，细雨蒙蒙。列车在成都开车时就超员，沿途德阳、绵阳、江油等站又挤上了大量民工。列车勉强蠕动到广元站，就再也走不动了，原来是车底弹簧被压死，这可是列车运行安全中的隐患啊。在当时铁路分局调度和广元站的组织下，开始往车下拉旅客，以减轻车厢的负荷，消除安全隐患。可是旅客并不是那样好拉的，因为上车都是经过一番奋力拼搏的，被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意味着几天的努力将付诸东流。为了安全，为了更多的人能够继续前行，于晓宁他们不得不狠下心来拉旅客。

当年一位参与拉旅客的检车员回忆，在那个深夜，他被拉下车的一位旅客吐了满脸的口水。但那时又能怎样呢?只能一擦了之。就这样，他们一路拉，一路行，终于到了终点站。（文 刘宝库 图 冉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