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戏签》 明 仇英

在传统中国的时间坐标里，冬至是一个与春节相并举的人文节日，民间自有“冬至大如年”一说，并称其为“亚岁”“小岁”。为何有此殊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用圭表观测日影，发现了冬至现象，即太阳走到南回归线最顶端，也就是“日行南至”，使得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在这一天最短少，达到“阴极之至”。而自冬至之后，日照时间开始逐日增长，阳气始增，正如杜甫诗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因此，作为阴与阳交接的临界点，冬至体现的阴极阳生、终而复始的特性，不能不让人在寒冬中生发希望，“冬天已然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冬至，便由此承载着人们对于万物复苏、春华秋实的梦想与祝福。

“阳德比君子，吾道实可庆。矧丁皇运亨，遇主尧舜圣。”宋朝田况的这首《冬至朝拜庆观会大慈寺》，是其“成都遨乐诗”系列之一，道出冬至这一节庆怎样在中华传统里，成为朝野上下融伦理、审美与娱乐于一体的节日。在历朝历代的朝廷文化中，由于阴阳五行观念极为发达，对于冬至的知识性认知，便不仅是制订自然历法的首要依据，而且被上升为哲理信条，尊奉为不可违逆的天道。

《梅花双雀图》 宋 马麟

在种种顺阳、助阳的岁时活动中，冬至祭天是帝王们最为紧要的祭祀礼仪之一。比如，在《晋书·礼仪志》里，记载有“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在《史记》里，司马迁还记录了黄帝冬至获宝鼎神策后得天之纪的传说。因此，冬至祭天符合帝王们承天之统的心理期待，寓示其可以远阴近阳、懿德萌生，使君道得以勃兴长盛。当然，由于祭天制度的昌盛与完备，在上层文人笔下，便涌现出许多记录帝王至日郊天景象的诗词歌赋。这些作品描绘宏伟庄严的祭仪场景，渲染礼德乐和的氛围，将诗、礼、乐交相彰显，为今人追溯民俗传统提供了一层艺术视角。

节日就是不一样的日子。一位在成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一想到冬至将近，就有点“亢奋”。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借“阳”与“羊”的谐音，吃羊肉而又“生长阳气”，凭阳生之义心安理得地享受珍馐美味。实际上，冬至节吃羊肉的习俗自近代以来就在四川盛行，民国18年《合江县志》云：“十一月‘冬至日’贺节，置酒迎长，食羊肉或杀年猪。”在清宣统三年《成都通览·成都之民情风俗》中也记载：“冬至日祭祖，杀猪腌过年肉，或装香肠。”总之，在冬至这天备办饮食，无论用于享祀先祖，还是自己大快朵颐，都已经成为一种百姓们喜闻乐见的新民俗了。

像过年一样过冬至

冬至是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起源于黄河流域。春秋时期，先民就已运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节气。这些节气成为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历代史志典籍中都有不少记载。

农耕时代，民间到朝廷都十分重视各个节气的农事活动。朝廷为了鼓励农耕，要举行一些祭祀活动。《易·通卦验》说：“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以为近日至之礼也。”民间也有一系列活动，逐步使冬至从单纯的农事节气，成为带有广泛社会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四民月令》记载：“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献履袜于舅姑（即公婆），践长至之义也。”三国时曹植就有《冬至献履袜颂表》：“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之说。因此冬至又被民众称为亚岁、小年或冬至节。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56岁的诗人杜甫流落川东夔州时，也写有《小至》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意，教儿且覆掌中杯。”在同时同地写的《冬至》诗云：“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看来四川与河南巩县故乡的冬至风俗一样，他感到十分亲切。

宋代冬至日为隆重节日，《武林旧事》云：“冬至，朝廷大会庆贺，排挡并元正仪。”上行下效，以致“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填雍于九街，诣诸神庙炷香，店肆罢市三日，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东京梦华录》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朴，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梦粱录》卷六《十一月冬至》：“大抵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为之师。”

自古就富庶休闲的成都自然也有连续三天的盛大庆祝活动。《岁华记丽谱》载：自文彦博（1006-1097年）做成都太守开始，冬至前一天太守就要领宾客幕僚出北门石鱼桥（今北门大桥），备办酒食、祭品等，并观看民间祭祀祖先，然后去唐代就已着名的天庆观晚宴。冬至日在大慈寺举办宴会，第二天在北门外金绳寺（今城隍庙一带）早宴，晚上又到大慈寺晚宴。

佳节盛会，太守和宾客们还要乘兴写诗。田况的《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就说“良时不易得，行乐未为病。高会纵嬉遨，丰岁愈繁盛。与众助欢欣，寄情于俚咏。”范成大在成都做官时，也曾写下《冬至日天庆观朝拜，云日晴丽，遥想郊禋庆成，作欢喜口号》诗。看来，宋代成都冬至节热闹不逊于京城临安，且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罗安平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