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267年中，四川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出了唯一的文状元骆成骧。但清代的四川状元却并非只有一个，在骆成骧之前，四川就出了一个武状元，他就是成都人彭阳春。武人科举考试之路，充满坎坷，彭状元的人生也是波澜起伏，迷雾重重。
清朝民间武人“授徒演艺图”
清代武举考试图
北较场的武举考试
巴蜀武风浓厚，在城镇乡坝、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中都有爱家。封建时代，像文人梦想中状元一样，武人们也梦想在武科中逐级考取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以飞黄腾达。
武举考试同文试相同，也分四个等级：先在县、府考武童生、武秀才，再到省城乡试考武举人，最后上京参加会试及殿试。
笔者年轻时习武，常听师傅津津有味地讲清朝各州县武童生考试的情景：农历二三月，许多骑着骏马、身背弓箭、腰佩刀剑，年龄十七八岁到四十来岁的健儿，雄赳赳气昂昂从四乡八土进县城，考武童生来了。
各州县都有较场坝。考试分三场：一、二场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较场内设有三个木桩箭靶。第一场考骑射：考生们头戴红帽子、手指戴扳指，去跑马射箭。考生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两箭中靶为合格（否则不准参加二场）。
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就是平地射箭，九发三中为合格。技勇主要是测力气，一共三项。头项是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自选弓号，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120斤、100斤、80斤三号，要高举并表演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墩子，石墩专为考试而备，长方形，两边各有可用手指头抠的凹窝；头号300斤，二号250斤，三号200斤。还要求考生玩些花样：将石墩提至胸腹，再将石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听老人们摆：那时考场中常有“瘟猪子”考生闪腰岔气，石墩落地，把脚背砸成“烂蹄花”。
凡应试者，选弓、刀、石三项的等级（头号、二号、三号），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选三号超过两项者就为不合格，要取消第三场考试资格。可见那时膂力很重要，这就是武林界常说的“一重降十会，力大胜三分。”
四川乡试之地在成都老皇城贡院（现天府广场四川科技馆）。乡试后两个月，即同年的十月开武科乡试，地点在北较场。北较场毗邻文殊院，平时冷清可怕。武乡试时，设一排排“武棚子”给各地武秀才暂住。考试时，市民成群结队到此看稀奇，十分热闹。所以清朝文人的竹枝词说：“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
清代四川，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了唯一的文状元骆成骧。那四川出了多少武状元呢？
成都北校场古城墙，清代时练兵和武举考试都在此地附近 梦溪 图
成都籍武状元彭阳春
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截止，共有112次武会试。每次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有数百到一千多人。武举人会试考中者称为武进士，录取比例大约是十几人中取一名。清代四川高中“武鼎甲”（状元、榜眼、探花）的人屈指可数，仅12人，而华阳人彭阳春是清代四川唯一的武状元。
据彭氏家族后裔彭福商、彭商泽、彭铸、彭忠东等先生介绍：彭阳春的先祖彭荣卿于明洪武二年由楚入蜀，移民到犍为县三溪铺，后将田地分给八个儿子，号称八大房。明末清初，其三房一支彭占魁与侄儿彭腾龙，迁居双流县牧马山麓之青杠林。耕读之余，兼习武艺，成为他们的家族传统。彭占魁四世孙彭宗铭考了武举人，其子即彭阳春。
彭阳春本名世阳，字载之，号子和，道光七年（1827年）农历八月初十生于双流县曾家坝新宅（现双流机场区域）。当时人谢元瀛（曾为苍溪县县令）在铭文中有“余一见其人，仪表峻整，伟人也”的记述。看来彭阳春长相端庄，身材高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22岁的彭阳春在武乡试考中亚元（第二名至第十名举人称亚元）。他春风得意，次年从成都望江楼乘舟东下长江，上京赶考，在南京转乘船只沿大运河进京时，巧逢江苏太仓举人陆增祥。后来两人高中，陆增祥（道光三十年状元）曾喜滋滋地赋诗赠彭：“同路入京华，名成性各差。承先开鼎甲，启后泛仙槎。海内无双士，川中第一家。不才归翰苑，貌愧插宫花。”
陆增祥说两人已鱼跃龙门，前途无量如登仙境；接着说咱俩船中巧遇，分别为文武状元，真是海内奇迹。他还赞美彭阳春是清代四川第一状元。
会试考中武进士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钦定名次）后，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前三名称为鼎甲：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道光帝已死，但遵制当年不改年号，咸丰（文宗）即帝位后仍用道光年号。笔者查阅《清文宗实录》，了解到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武会试的详情：
这年九月，兵部尚书王广荫、左侍郎孙葆元主持武会试。各省有52人考中武进士（四川取中2人）。十月，咸丰皇帝到太和殿主持殿试。几天后，他到紫光阁观阅武进士的马步射。几天后是辛酉日，咸丰皇帝到御箭亭，观阅武进士的技勇。
最后一天，咸丰皇帝到乾清宫接见全部武进士。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叫传胪（即唱名）。诸进士行三跪九叩礼，咸丰皇帝提笔“亲定甲乙。赐一甲彭阳春、岳汝忠二人武进士及第”。丹陛下，大奏《庆平之章》庙堂音乐，余音绕梁……
彭阳春是状元，岳汝忠（直隶静海人）是榜眼。本榜仅取状元、榜眼，探花缺额（清代“鼎甲”很严，有“宁缺毋滥”的规定）。赐二甲王三锡等6人“武进士出身”；赐三甲毓恩等44人“同武进士出身”。
殿试结束后，赐给武状元盔甲，巡捕营送武状元归第，并在西长安门外挂榜。第二天，兵部举行盛大的“会武宴”，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伞袋、鞋带、靴袜等项，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武状元登第后三天内可披红挂彩，上街夸官，风光十足。
被“遗忘”的武状元
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康熙年间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直接带兵的武官），另一半授卫职（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
彭阳春中武状元后授一等侍卫。赴京的其他武举人在北京会试即使落第，按规定也可到兵部注册，依据会试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如千总），混个铁饭碗，也有逐步升迁机会。
彭阳春中武状元后的结局如何？
有人认为：彭阳春卷入1860年的“祺祥政变”，受到慈禧太后迫害，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以至地方史志将他遗漏。但详查史料可知，慈禧1860年政变后，为稳定政局，只处置了八大臣和六名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官员、太监，并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慈禧还命令将官员写与肃顺的书信全部烧掉，体现了其政治权谋。彭阳春1856年就远离政坛中心，在云南边陲任元新营三品参将，慈禧哪里会注意到这个几千里外的小武官？
那么，地方史志将他遗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论社会地位，武状元根本不能和文状元相比。中国历来重文轻武，清代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要隆重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而武科既无“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
其次，在待遇、仕途等方面，武科也远远不如文科。武科状元、榜眼、探花往往只能在军队充当中下级军官，能进入权力中枢的凤毛麟角（清代武官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的次之）。而文状元“出将入相”者不胜枚举。这些因素，遂使许多武科状元、榜眼、探花湮没无闻。
刀马弓箭玩得再好，难敌洋枪洋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照例又要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朝廷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
从此，成都北较场的武乡试成为残梦。一些人走到荒草掩人的北较场，只好苦吟几句哀婉的竹枝词：“茶瓜买向平芜坐，演武厅前话夕阳！”（文 郑光路 | 图片据成都日报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