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赶过一次考，至今还铭记在心里。

那是我当知青的第4个年头，这是“文革”后，1973年一次流产的高考。因为这次有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交了白卷，被称为反潮流的英雄，被一所大学破格录取，而那年考分作罢。

作为知青，我的处境与张铁生类似，认认真真扎根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当时我担任生产队的一些工作，除了自己勤奋劳作，还得安排队里的一些事。我落户的地方离县城有50多公里，不通公路，较为偏僻。我接到准考证通知的时候，已是临考前头天下午4点左右了，我还在田里同农民一起给庄稼施肥。乡邮员在田边把通知交给了我，我才知道第二天就要考试了。

那时交通、通讯均不便，山里根本不通公路，许多农民连公共汽车都没见过，到县城全靠走路。一拿到通知，我急了，来不及吃饭，来不及换衣服，抓起一个小书包就往县城赶。

50多公里路啊，我走了8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两点多，我才摸黑赶到县城。城里早已是关门闭户，难见人影了。我敲了几家旅馆的门，不是没有动静，就是说客满，我只好在灯光昏暗的小街上徘徊，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孤苦伶仃又冷又饿。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县城街头才稀稀疏疏有了些人影。我找到一家早开的小食店，买了两个馒头，边吃边问县上的考点在什么地方。等我找到考场，天都大亮了。

考生已陆续进场了，我随着人流进了考室，才得以坐下来喘气。

同室的考生有30来人，我认识其中一些知青，彼此点点头。老三届的仅我一人，有几个是新三届的，也有一些当地的回乡知青。

这些人见我年龄大些，又是老三届的，把我当成秀才，考前他们都围着我，问这问那，还暗示我在考试中帮帮他们。

结果开考后，我却令大家大失所望。考试时，我有点紧张，自己做的题都要想许久，加之一男一女监考老师又特别认真，对我好像也特别关注。我的考位又在第一排，两位老师不时地盯着我，像是给我鼓励，反而让我诚惶诚恐无所适从。

直到几场考完，我都处在紧紧张张的状态下，没敢乱说乱动。

大学图书馆令多少学子向往 靳冬平 摄

那天上午考完语文后，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头也昏得不行。下场后，几个小知青叽叽喳喳地围着我，吵着要与我对题，我没有一点精神，只有叫他们陪我一起去吃饭，说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谈，大伙同意了。

那时没有盒饭，我们的钱又有限，只好去了一家便宜的小餐馆，每人来了一碗豆花，炒了一份素菜，要了一大碗米饭，就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着饭，一边谈着考试的事。

邻座有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见我们说得闹热，也把饭端过来凑热闹。我们谁也没有问他，他却自我介绍说是这次来招生的老师。

大家一听，就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对他肃然起敬，几个女知青更是围着他，一个劲地探听起招生的事来。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也没想那么多，一个搞招生的教师怎么同我们这些穷知青套近乎，还同我们一起上小饭馆。

几天考试下来，我们便同这位老师混熟了。后来我们每次吃饭，他几乎都在场，奇怪的是我们知青都有人为他买单，他一点也不客气，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次他还对我们说：“这次出来招生，非常倒霉，刚下车，钱包就被小偷摸了。”

当时我真的太傻，听不出他语言中的暗示和弦外之音。还是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除了混饭吃外，还暗示我们只要谁能给他一些钱什么的，在招生中他就可以帮忙。可惜那时真不懂。加之身上的钱仅能维持几顿饭，并无多余。因此，尽管那次考试我在县上知青中算佼佼者，名列前茅，却没上成大学。

一是那年出了个张铁生，考分不作数；二是政审也不合格，所以与大学无缘。直到后来恢复“文革”停止的高考，我才得以读书，年龄已是一大把了，那是后话。（文 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