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7月7日，我和我的同学们在一片烈日和一片喧嚣当中，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考场设在成都25中，考场的气氛虽然比平时考试紧张许多，但是，经历了太多考试的我们，对这样的场面还是不怵的。

我记得监考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的，短头发，一看就是那种脾气很好，很亲切的老师，叫朱雀，一个很美的名字。第一个科目是语文，朱雀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因为，在一个上午的考试当中，我在那个安静的教室里不停地咳嗽。朱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快喝口水，润润嗓子。甚至还问我要不要吃点药？我那两个多小时完全沉浸在考试里，全然没有顾及我剧烈的咳嗽。语文考完了，我疾步走出考场，脸上有一种轻松，奇怪的是，走出考室，我就不咳了。一个同学看到了我走出考场的神态，悄悄地给守在门口的班主任向老师说，李同学满怀信心地走出了考场。

是的，三天的考试，我似乎每天都是在考场里剧烈咳嗽，奋笔疾书，然后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得了全班第一名。这个成绩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高中迎考的那段黑色的日子，我几乎每次班上的考试，无论是单元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是高考前的摸底考试，我都是全班的第一名，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考试，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班的第三名，还不爽了半天。高考前两天，班主任向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又殷切，又严厉地对我说：你是班上的尖子，高考要带动大家，绝对不准“倒饭”啊！倒饭，是成都话，就是考砸的意思。

我终于可以在整整两年黑色的日子里迎来我最轻松的一个晚上，可是，我那个晚上却一点都不轻松，还是在不停地咳嗽。

开始填志愿了，我的分数可以读上海交大、华东师大，北师大、人大也可以去冲一冲。但是，我非常明确，我要学医！要读川医的口腔专业。一来我从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川医一带长大的，小学离家很远，中午就在川医的员工食堂搭伙，出来进去都是一些川医的专家；二来我的邻居周同芬阿姨，是川医的麻醉师，她成天给我灌输学医好，而且建议我去读口腔外科，以后专门去做口腔外部的整形手术。我没有任何犹豫，报了川医口腔系。这个系据说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甚至东南亚都非常有名。我的分数要读这个系，应该是绰绰有余。

报了志愿不久，要让上了分数线的同学进行一次体检，这是惯例，我也没有怎么在意。那天，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一大早就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集合，体检不是按照班级为单位的，是随意组合的，我周围全是一些陌生人，看到他们一个个意气风发的样子，我明白其中的含义，因为，那个年代，能够上录取基准线的，只占全部考生的百分之四。能够身经百战，杀出重围，走到体检线的，已经是时代的幸运儿了。

各种科目，我和我分到的体检小组的成员都一一测试，最后，到了二医院院区东北侧一个角落，那里是放射科。我站上了那个透视的台子，机器在前面上下移动，不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很快发现，那个机器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似乎比别人长出许多，黑暗当中，传来了女医生很职业的声音：最近感冒了吗？发不发烧？咳嗽吗？……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从那个黑暗的房间里走出来的，记不得我刚刚看到报告单上清清楚楚写着“肺结核”三个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记不得班主任老师在我说了我的情况以后脸上是什么表情。

过了许多天，班上比我考分低的同学陆续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当最后一批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都领到了的时候，我才确信，我被淘汰了。不管我考得再好，我再得了我们学校重点班的第一名，就是因为我被查出得了肺结核，而且是在传染期，我的一切成绩都归于零。我曾经幻想说，能不能把我录取了，然后再休学一年。但是，这只是幻想，因为那一年的招生指标不能被占用，你又不去读。

那一年，我16岁。波峰谷底。其中滋味，无法言说。

妈妈说，先看病。她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那段时间，她经常凌晨3点起床，骑着自行车，有点晃晃悠悠地赶到当时叫川医的成都最大的医院，挂号专家门诊。那个专家对他的手下就说了4个字“严格治疗”。只见他的手下忙不迭地在处方上一阵猛写。我就按照他开的药猛吃，本来那种叫雷米封的药片，常态是一天3次，一次1片，在专家的“严格治疗”下，我一天1次，一次4片。链霉素是肌肉注射，每天打，至少半年。据说，这种药打多了，很可能引起耳聋，可是我很皮实，打了10个月都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后话。

话说严格治疗3个月以后，要去复查，妈妈又3点去挂号，我又照了一张胸片，递上去，专家仰起脸，用他眼镜的下半部的老光部分瞄着我的那张大片，说了一句“吸收得很不理想”。我的心一下子就缩紧了。他接着说，我很同情孩子，这个年龄得了这个病，正是考大学奔前程的关键时刻，但这个年龄的孩子，病灶也像年轻的肌体一样，生命力旺盛，现在的特效药对病灶的效果很不理想。孩子怎么办？等，5年？10年？

梦想升起的地方 靳冬平 摄

那一夜，我无眠。

妈妈那夜给我讲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爸爸说，别管他，吃好休息好，早上出去多呼吸新鲜空气。我开始了早晨的散步，每天一大早，我像个老头一样，在宿舍旁边一条水沟旁边散步，四周田野，混合着泥土、露水、菜叶味道的空气，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然后，每天到厂医院去打两针，搞得所有的护士和值班医生都认识我了。

这步一散，就是1年。

转眼就到第二年高考的日子了，那是1980年，时间进入了八十年代，到处都有了一种变化，外面的世界似乎变得像飞转的螺旋，可是，一个17岁的少年，却在吃药打针当中熬时间。这一年，我放弃了高考，因为我知道，就算是我参加了高考，结果一定会和去年如出一辙。

时间到了1980年的9月，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参加1981年的高考，并且由理科改为文科。父母反对，他们觉得文科没有前途，最多当一个老师。我却异常坚定，一来觉得理科的应届生太厉害，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二来我的医生理想，在当了一年多的病人以后，已经开始动摇；三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对文科有感觉。

姐夫任伦是一个很魁梧的汉子，有一天，他在春熙路的大街上看到墙上贴了一个文翁补习学校的招贴广告，周围围了很多人，姐夫以他健壮的身体三下两下扒开人群，冲将进去，把那个广告全文抄录了下来。

于是，我在1980年的10月，读了成都市最早的高考补习班一一文翁补习班。老师都是各个学校教高二（那个时候高中只读两年）毕业班的老师，个个都是人物，教学猜题考经，都是高手。由于老师们白天都要在各自的学校上课，我们这个补习班是夜校，每天晚上7点上到9点过，我住在郊区，每天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车赶去上夜校补习班。那个时候，我的历史地理的知识是零，从头年的10月开始学，到第二年的5月预考，也就是8个月的时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全部走一遍，还要有深入的专题问答。历史老师说，如果你们想凑合一个及格，似乎不难，如果你们要上70，就要非常努力，如果你们要上80，就要拼命！可是第二年5月的预考，我的历史考了95分，把历史老师都吓到了。正式考试的时候，也考了83分。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太好，几本书几乎都背下来了。

1981年的7月，我的第二次高考开始了，那天早上，爸爸起得很早，到厂里食堂里买了两个馒头，切开，撒上白糖，我拿着它就去赶车了。考场很远，在茶店子，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印象最深的是预考之后，高考之前，按照新的规定，所有的考生要先进行体检。一说到体检两个字，我就心惊肉跳，况且，经过两年的严格治疗，我的病灶基本上好了，但是从透视上看，还是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如果医生严格起来，硬说你还是有陈旧性肺结核，那我又一年的努力会再次白费，说实话，我在读补习班的日日夜夜，其实心里是不踏实的，老是有一个阴影随时袭来，就是会不会重蹈覆辙？

体检的那天，内科外科地检查了很久，最后一站，才是放射科。再次上了透视台，机器上下移动的时候，我恍然之间，一下子又回到了两年前的情景，我的心又揪得很紧，我怕病灶真的没有好，还有传染性怎么办？我又累了一年，这一年的压力不比我在校时候小，因为我已经到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地步，心里又纠结，又害怕，又紧张，又期待。

我下来了。我乜斜眼睛看到黑暗中的医生在一个一个地处理体检单子，没有问题的，他就盖一个章，章上刻的文字是，肺部查无异常。当喊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只见医生高高地举起那个章，“砰”的一声，红色的章落在了我的体检单子上，那一个瞬间，压在一个少年身上两年的沉重负担，重重地落了地，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只是那个声音，我一辈子都记得到。

高考很顺利，除了数学没有正常发挥之外，其他一切正常。我被第一志愿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在一条狭长的，一边是高墙，一边是河水的小路上走，似乎前面就是川大，但是我走了好久好久，还是走不到川大的校门口。梦醒的时候，通知书在我手里攥出了汗水。

那一年，我18岁。距离我第一次高考，已经两年。这两年里，我打了10个月的链霉素针，吃了20个月的雷米封和PAS。（文 望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