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人生？我一度怀疑这是个伪假设。那年高考前，我在县面粉厂当搬运工，每天汗流浃背扛着面粉包在轰隆隆的车间钻来钻去，虽说苦，好歹在城里上班，好歹可以吃到很好的集体伙食。但读完大学被分配回老家一乡村中学，住在蜘蛛挂窗、蝙蝠乱窜的地主老楼，看着大雪天冻得直挫牙花的狗儿，我常常问自己：这大学，究竟读得值不值？

若干年后发现，这番比较实在是一种短视。不是说如今我早已通过百般努力携家人定居省城，完善了基本生计；重要的是，4年的大学生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我生长于重庆巫溪县城，那是个被茫茫大山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城，四周是起起伏伏的瓦房和坎坎坷坷的石梯，习惯了山溪般日复一日的单调漫漶，不知闭塞为何物。

197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在县面粉厂当了搬运工，月薪27元。小小厂房，面粉和尘土冲天飞扬，犹如冬天雪花儿漫天飘洒，每天下班时除了眼珠儿是黑的，整个人都死白死白像在演鬼片。

1979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之前我愣头愣脑去报考美术学院，当然落榜。我横下心要拿下这一年的高考，咬牙花两个月工资买了台上海产的4B15收音机，想从英语广播讲座里捞几分，可才听两三天，就被醉醺醺的父亲抢走收音机，像扔酒瓶子似地扔到门前的小河里。我跳进河里捞出宝贝，捞出的终究是个不再吭声的哑巴。我怕爱喝酒的父亲再接再厉，把我整个人也丢进河里去，一时无语，幸好被伯父收容。伯父家的阁楼很小很闷，但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黄金屋，阳光透过窗格儿照进一束束亮光，也照亮了我的未来。

1979年初秋，当瓦蓝的天空将大宁河水映照得格外碧绿，我拿到了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在书店闲逛，绰号叫小狗子的邻居哥哥瞅瞅我，喃喃自语：死娃儿狗屎运，面粉堆里还刨出个大学生！

我无法考证面粉堆里是不是可以刨出个大学生，只记得那年参加高考，百分题，数学只考了15分--哪是考的？我这个每次玩扑克都要钻桌子的笨家伙，平时在班上的数学成绩总是倒数一二名，这15分是我在选择题中跳大神般“划”出来的。但语文考了84分，历史、地理也考了83分。这暗示着日后我只会耍点笔杆子，不会理抹钱袋子。

那年高考的作文试题是，将2000字的《第二次考试》缩写成800字短文--该文讲了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嗓音甜美的美丽女孩陈伊玲，因参加台风救灾患病而在次日的音乐学院复试中发挥失常，主考官苏林教授亲赴街区了解到真相后，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姑娘。对我来说，这也冥冥中暗合了我后来的坎坷人生中经常遇到“第二次考试”一波三折，与人为善，关键时刻多有贵人相助。况且，这本来也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我考上的重庆师范学院有着浓郁的人文环境，尤其是图书馆，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大的高考福利。之前，我在老家很少看到像样的书籍，更没听说什么世界名着。重师图书馆，是一座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俄式图书馆，外墙上挂满爬山虎和七里香，藤蔓间不时有鸟儿飞来蹿去。面对浩繁卷帙，我在西洋美术史、二战史、武侠小说和古代边塞诗里一扒就是三四年。那些书和故事，那些混沌年代的人物命运，至今蹦跳在我脑子里并影响我的人生态度，譬如，如何从伦勃朗和曼施坦因身上看到巨大的人生顿挫，如何真正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践行尝试，如何看待红尘中候鸟般来去的真情假意……我甚至无数次徘徊在秋月下，同先辈大咖隔空对话。

金庸小说里讲了两种武林高人，一是郭靖般老老实实练百家功渐成高手的后知后觉者，一是虚竹般误打误撞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得到七十年真传的幸运儿。我显然属于笨鸟先飞的前者，有点小进步就欣喜释然。一如当年酷暑天背着面粉袋呼哧呼哧踩在滑溜的梯子上，心头总在数着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把一袋面粉倒进搅拌机和成了湿面团儿，才舒展地伸伸腰杆儿。

记得以前每次乘船过小三峡，行进到激浪滔天、千回百转的金银滩时，总看到船头立着个面庞黧黑、肌肉凸起的汉子，他嗨的一声将长篙竿儿戳进水里，用力一撑，船尾的艄公也顺势咬牙扳动舵片，让小船儿轻松扭头绕过险滩，溅起一片浪花滑出了险滩。滑出险滩，是当年峡谷里每个孩子在弄潮呛水时陡生的念头，也是长大后在我心里形成的人生隐喻。因为高考，我永远地卸下了沉甸甸的面粉袋，来到省城一家知名媒体做了记者，并折腾成一名业余作家，回头看真是五味杂陈。感谢那场伟大的高考改革，它改变了我和许多人的命运航向。（文 李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