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1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颁奖典礼上，中国影片《活着唱着》斩获了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聚焦中国传统戏曲--川剧，关注民间川剧剧团在城市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
其实，这样的民间剧团在四川乡村很活跃，在遂宁市大英县、德阳市中江县等地，碰上关公的单刀会或玉皇大帝、土地公公的生日，演员们便挑着简单的行头，找个土坡，用几片塑料布搭起简陋的戏台，在荒野田畴之中唱将起来。古老的川剧就因为他们的坚守，得以薪火相传。
简单的戏台就搭在荒野田畴之中
单刀会，川剧唱给关帝听
六月的阳光掠过成片的稻田，一人高的苞谷林铺满远山，越野车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穿行。这一天，摄影师刘莉得到消息，有个剧团在大英县玉峰镇指石河村天元寨庙演出，但究竟在哪，问了几个当地人都不清楚。在村里转悠了好一会，隐约听到山上清亮的弹唱声，那里就是天元寨庙了。
循声而上，一人高的荒草中央有个戏台，四面透风，灰尘扑地，几十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津津有味地看戏。早已褪色的帷幕挂在大梁上，演员的床铺突兀地横在戏台一角，床头挂着毛巾与内裤；舞台上，一盏白炽灯就是全部照明了，中间的砖头上放着话筒，砖头下压着一张红纸，上书“大英县金元剧团”，以及当天演出的剧目：《陈三两爬堂》。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可能对《陈三两爬堂》并不陌生，京剧、豫剧、河北梆子里都有这出剧目--进士李九经为奸臣陷害致死，其女李淑萍为埋葬双亲，养育胞弟，不惜委身青楼，改为陈姓，靠卖诗文替老鸨挣钱，每篇售银三两，故名陈三两。老鸨逼迫陈三两嫁与富商为妾，三两不从，管家觊觎富商家财，将其勒死，并嫁祸给陈三两。当了知州的胞弟收受管家贿赂，不顾养育之恩，对她严刑拷打，企图屈打成招……危急关头，官至巡抚的义弟陈奎赶到，陈三两的冤情才得以昭雪。
“一声兄弟把脸变，此事来得好突然，而今当官把心变，敢莫非忘？不会，不会，又回头来把话探……”台上的青衣女子咿咿呀呀唱着，台下的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泪光闪闪，剧情跌宕起伏，结尾恶人被巡抚一一惩治，他们爬满皱纹的脸上这才露出畅快的笑容，拍掌叫好。 下午5点，今天的两场戏演完了，在一遍遍确定明天的演出时间后，老人提着板凳，三三两两走下山去。
戏台旁边有座小庙，当地人唤作“天元寨庙”，庙里供奉关帝，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财神、药王也在简陋的祭坛上找了个位置。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公单刀赴会的日子，几天前庙里的会首已到各家化缘，年轻人是没有兴趣听戏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多的捐几百，少的捐几块，凑份子请戏班来给关老爷唱戏。
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家喻户晓，民间多以“单刀会”这天为关公庙会。明万历年间，关羽经历了从人到神的转变，被明神宗封为“三届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关圣庙、关帝庙、老爷庙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明末张献忠占据蜀地，四川人修建山寨自保，关帝也就成为他们驱除战争恐惧的精神力量。张献忠被清军剿了，寨子也荒废了，给关帝唱戏的传统却代代相传。
剧团活跃在四川乡村
乡野小庙，金元剧团仅剩的舞台
第二天一早，锣鼓声响起，《乞丐与状元》准时开演，说的是宋朝有个丁氏家族，花春、花实两兄弟同年同月同日各喜得一子，取名文龙、文凤，一年后的庆岁宴上，舅公王国贤路过此地，掐指一算，说丁文凤是状元命，丁文龙是乞丐命。此后，丁文凤终日游手好闲，混迹赌场；丁文龙却立志苦读，上京赴考。后来，原本是乞丐命的丁文龙高中状元，命中是状元的丁文凤则沦为乞丐。
一板一眼的鼓乐，清楚明亮的唱词，通过劣质喇叭回荡在戏台上。丁文凤想去赌场，就让父亲丁花实作马，“没得马马嘛，干脆你趴到地上当马马”；“老汉把你驼起走，脑壳望到那么高。”民间的川剧经由演员们口口相传，台词略显粗鄙，对白也浅显得过于直白，却接地气，极富感染力。演出结尾，丁花实唱：“奉劝世间的父母亲，管教儿子要严谨，管教儿子不严谨，到后来怄得你舅子血崩心”，台下观众跟着扼腕叹息。
金元剧团这天来了10个人，8个演员，2个乐师，《乞丐与状元》有9个人物，扮演小生的朱理石出演教书先生与丁花春两个角色。川剧“七分打，三分唱”，常用伴奏乐器有20多种，包括称作“硬场面”的打击乐器和“软场面”的弦乐，金元剧团再简单，也得有七八种，比如大锣、小锣、钹、唢呐、小鼓等。两个乐师显然没法应付，因此演员在没有戏份的时候则要轮流参与伴奏，敲几下锣，打几声鼓，再跑到戏台上演出。
活着唱着，只因舍不得离不开这舞台。
黄昏时，戏散了。演员们在厨房里讨了半碗菜籽油，用卫生纸抹在脸上，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卸妆。台上活灵活现的算命先生、花春、花实、胡氏、柳氏、文龙、文凤、阿朱，很快变成眼前的吴德志、朱理石、沈涌、吕桂英、郭秀英、刘红英、吴永红、王美美了。
吕桂英是金元剧团的班主，年少时学过两年川剧，在艺校认识了丈夫吴德志。小两口毕业就来到金元剧团，老班主是吴德志的哥哥。1987年，小两口从老班主手里接过剧团，到如今有30个年头了，这也是大英县历史最悠久的剧团之一。老班主的儿子吴永红跟着他们走南闯北，是戏班里唯一的年轻人。
四川农村大多有做庙会的传统，比如单刀会，此外，正月初九玉皇诞、二月初二文昌会、二月十五老君会、四月十八药王会，也要唱戏的。从每年11月开始，到第二年的六七月，一个庙子唱三天，一年能唱200多场--乡野间的一座座小庙，就是金元剧团仅剩的舞台了。在四川，这样的民间剧团也称“草根剧团”或“火把剧团”，因过去农村夜间演出的时候需点着火把，也有说法认为，民间剧团风雨飘摇，如同火把一般随时可能熄灭。
天元寨庙三天的戏，金元剧团能拿到3300元的报酬，除去10%的服装费和3%的联络费，以及1%整理戏服的费用，余下的钱大家平分，算起来，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足百元。就算一年演200多场，演员的年收入也就在两三万上下，淡季都会找其他活儿：吕桂英夫妻有自己的田要耕种，吴永红进城当水电工，朱理石刚从阿坝州挖虫草回来，去年则是去新疆摘了两个多月的棉花。
我问他们，外出打工收入比唱戏强吧，为啥还要唱戏呢？朱理石笑了笑：“去年在新疆摘棉花，除去路费、生活费，也就没剩什么了。唱戏收入是少一些，但吃在庙里，住在戏台上，倒也省了不少钱。再说在戏台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乡下有那么多爱听戏的老人，谁又舍得离开这个舞台呢？”金元剧团的演员，在台下是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一旦站上舞台，就变得灵动鲜活，变成让人或爱或恨的生旦净末丑。
夜幕降临，演员们拿着手机，打游戏、聊微信……舞台上的故事落幕，生活却在各种角色交替中继续。
村里的老人是最忠实的粉丝
一个庙，几场戏，凝聚一家族
第三天下午，一辆卡车停在天元寨庙前，他们是步营村的，来接金元剧团到郭师爷庙唱戏。演出还没结束，吕桂英就招呼着收拾家当，戏服与道具被塞进十几只大木箱，演员们来不及卸妆，就匆匆爬上卡车。老人们一直送到村口，目送着卡车离开。下次听戏，又得一年后了。
步营村地处蓬溪县红光镇，村里的郭师爷庙供奉郭发通、郭发灵两兄弟，他们身着道袍，手里拿着法器。中国寺庙众多，供奉的神灵也是多种多样，这郭师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原来步营村的村民大多姓郭，祖先从湖北麻城孝感迁徙到此，靠在涪江里行船为生，传说有恶鬼常在夜间剪断缆绳，造成舟毁人亡，郭发通、郭发灵两兄弟降伏了水鬼，郭氏子孙才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郭发通、郭发灵本是郭氏先祖，因法术高强被尊为神灵，祖先崇拜演化成了神灵崇拜。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问起来历，步营村村民几乎众口一词。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各地迁徙来的移民，操着家乡的口音，共同在荒凉的异乡开始新的生活，每逢过年或迎神的时候，家乡的戏班来演出，便是对思乡之情的最大抚慰。流行于江苏的昆曲几乎与移民同时来到四川，清康熙二年（1663年），“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蜀有昆曲自此始”，并逐步加入川剧锣鼓，念白和唱词也改为川音，形成川昆；江西弋阳腔，入川后与四川方言、劳动号子和民间说唱等结合，最终演变为川剧高腔，既保留了“南曲之高亢激越”，又有“北曲之婉转抒情”；“楚调”，又称“二黄”，当年流行于步营村祖先生活的麻城孝感等地，后与蜀地琴腔整合成胡琴；秦腔则演变为川剧“弹戏”，因用梆子调节节奏，又叫“川梆子”。
昆、高、胡、弹、灯，川剧的五大声腔，除了本土“灯戏”，前四种均由移民带入四川，地方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互相融汇，这才唱出了既博取众家之长、又独树一帜的川剧。
可以想象，当初郭家的先祖来到涪江之畔时，也带来了家乡的楚调。后来，郭家与外地人杂居、婚姻，成为“新四川人”，陪伴他们的“楚调”也换成了川剧。
清代四川的场镇、村庄中活跃着诸多戏班，大的场镇一年要唱几十台戏，清人刘沅《埙篪集》就记载：“迎春日，民人为春台百戏，看春者以彩鞭为儿女戏乐。”清代川剧早已融入了四川人的生活，这也是民间剧团大量出现的土壤。
两个郭师爷，一个农历五月过生，一个七月过生，一年中郭师爷庙要唱两回川剧。步营村的村民是幸福的，青翠竹林中，红漆茶楼里，一块钱一碗茶，就能悠闲地听上半天《三挑婿》。《三挑婿》也见于湖北荆州花鼓戏，同样的剧目，不同的剧种，不知会不会勾起郭氏族人的乡愁？
中午，祭拜祖先后，郭氏族人来到庙里吃饭，坝坝宴摆了几十桌。一个庙宇，几场川剧，将一个家族紧紧凝聚起来。
台下一凡人，台上生旦净末丑，川剧就这样传承下去。
活着唱着，川剧薪火相传
同样因为单刀会，大英县、中江县的其他火把剧团也忙得不可开交，代红英的“仓山红英川剧团”接到三江村关帝庙的邀请，王桂英的“大英桂英川剧团”则被请到了天保镇狮子寨村。
狮子寨村不通公路，我来到村里时，路边已站着十多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到运送行头的卡车来了，二话没说，挑着箱子就往山上走。大爷们是狮子寨的香客，最小的也六十出头了。上山路上我问：“肩挑背扛的，就为看场川剧，辛苦不？”大爷们回答倒是干脆：“我们一年就盼着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呢，以前做庙会，还有舞龙灯、舞狮子、赛龙舟，如今就剩下看戏了。再说，如果不唱戏，关老爷会不高兴的，今年庄稼的收成也好不了！”
老人们挑着大箱子来到山上时，演员们也陆续到来了，一个中年女子呵斥着三个脏兮兮的小孩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院子里，她是班主王桂英。王桂英一边跟乡亲们打着招呼，一边指挥演员张灯挂幕。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剧团，演员来自中江、大英、德阳，甚至更远的重庆，年纪最大的田永超已87岁，最小的邓灵脂还不足6岁。
庙门后面的土坡，前几天已被铲平，铺上几床旧竹席，四周竖起几根竹竿子，搭上些花花绿绿的塑料布，就是戏台；戏台背后扯几片红布，支个桌子，演员就在里面化妆。看台则设在戏台对面一块刚收割了不久的菜籽地里，前几天下了场雨，地里泥泞不堪。
清晨，挂在大槐树上的喇叭里响起音乐的时候，老人们已在台下就座了。演出刚开始，村里的土狗循声跑到戏台上凑热闹，惹得观众哄堂大笑，附近放牛的、地里劳作的也被吸引过来。戏台背后，穿着戏服的王桂英正抽空给小孙子喂奶，邓灵脂与弟弟翻着道具箱里五颜六色的饰物，悄悄在头上比划着。唱戏声，锣鼓声，喝彩声，啼哭声，狗叫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狮子寨山头。
晚上，演员就住在戏台背后，抽两张板凳，铺上木板，垫几把茅草，从庙里拿几床被子，头枕着泥土，眼望着星空。昏暗的灯光下，王桂英一边哄孙子睡觉，一边召集演员排场口（角色分配），民间剧团演员不固定，演出前才临时分配角色，今天演的还是小生，明天就得客串丑角了。
俗话说，“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川剧剧目繁多，单一个高腔，就有几百种曲牌。火把剧团演员日日演，月月演，川剧就这样活灵活现地传承下来。
排来排去，第二天的《活捉南山虎》始终缺个角色，王桂英把邓灵脂叫来，教她台词，临时演“私娃子”这个角色。邓灵脂倒也聪慧，不一会就把台词记住了：
“我妈怀我十个月，生下来只有这么长一截。勾子上给我一巴掌，我又回去耍了三个月。南大少爷便是我，我就是南大少爷……”
稚嫩而空灵的声音，越过围墙，掠过稻田，穿过黑夜，回荡在空寂的山野中。（文 肖飞舸 水直 摄 刘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