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一种叫字库的塔形建筑在中国南方极为流行,这是古代焚烧字纸的古塔。如今,在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荒野田畴,还存有21座清代字库塔,如同一位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述着古代中国敬惜字纸的传统,以及对文字的敬畏。单单是字库塔似乎还不足以体现盐亭人的热情,他们还建造出中国唯一的字库牌坊。
云仙字库塔塔身材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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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字库塔,体现盐亭人敬惜字纸的传统
盐亭人还修建了y一座惜墨如金坊,可见他们敬惜字纸的热情
云仙字库塔与老胥家往事
初春的一个清晨,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云仙村,71岁的老汉胥万泽与老伴陈彩萍背着竹篓,扛着锄头走出家门,到自家地里种苞谷。一路上,黄灿灿的油菜花顺着浅丘起伏,绵延到远山,小麦刚刚抽穗,山间清风送来桃花、梨花的芬芳,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光景。再往前走,远远就能望见座石塔,塔边有座石桥,老胥的苞谷地就在桥边。
劳作了半晌,胥万泽在古塔下挑了个阴凉地,抽起了叶子烟。自打分产到户后,这块地分给了胥家,那时地里便有这座古塔了,父亲告诉他,“天龙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河边有塔,自然就是镇妖怪的了,当年胥家的祖辈也捐资参加了古塔的修建,一辈子务农的父亲说到这里,总是眉飞色舞的。直到盐亭文管所冯青春所长来到这里,胥万泽才得知这是字库塔,是过去读书人焚烧字纸的地方。
与中国大地上那些高耸入云的古塔不同,云仙字库塔高不过5米,六面形楼阁式,残存4层,渐次内收直至塔顶,转角处挑角、屋脊、檐口清晰可见,底层有个券拱形洞口,上书“敬惜字纸”四字,过去从这里送入字纸,烟则从塔顶的出烟口飘出来。早些年不知道哪里的菜籽蹦到了塔里,如今倒是长得茂盛无比了,菜花从洞口冒出来,一窝窝野草也从塔身各个角落钻出来,迎风摇曳。
图为云仙寺字库塔上的雕像,这是文昌帝君。在道教的神灵中,文昌帝君主管文运功名,现在每逢中考高考前夕,云仙寺字库塔依然香火旺盛。
字库塔第二层刻有碑文,记载着古塔的历史,碑文风化斑驳,脆弱得仿佛一阵风吹过就会掉下来。我拔开丛丛杂草,一个个名字映入眼帘,“胥志平”“胥文在”“胥文太”“陈世昌”“杜元芳”“杜福山”“赵丙盛”……此外还有“金池山蚕姑会捐银二两”“高灯场大成会捐银一两”“重口山观音会捐银五钱”“谢家沟尝蒸会捐银二两”等字迹,落款在同治元年(1862年)。由此看来,当年修建字库塔,不仅蚕姑会、观音会、大成会这些民间组织捐出银两,以胥姓为首的乡民更是踊跃捐资,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看,少说有几百人参与,可见修建字库塔真乃一时之盛事。盐亭是传说中的嫘祖故里,嫘祖是西蜀西陵氏之女、黄帝之妃,传说她教民蚕桑,将蚕桑文化从蜀地带到了中原,蚕姑会可能是清代盐亭县养蚕女子的组织。
为云仙寺字库塔上的雕像,有人说是孔子,也有人说是天官。
不过,自打胥万泽记事以来,就没看到过谁再在塔里烧纸了,倒是有些邻村的老婆婆常在塔下虔诚地烧香作揖,口里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这也难怪,字库塔第三层雕有文官、武官,文官身着朝服,腰系玉带,颌下三缕长须及胸;武官骑在猛虎之上,身披铠甲,手持钢鞭,威风八面。文官是造字的仓颉,史书中说他是黄帝的史官,仿照动物的踪迹创造出了文字,被后世尊为“字圣”;而武将,就是武财神赵公明了,这是清代四川盆地流行的题材,字库塔既赐功名,又管钱财,倒是一举两得。
图为云仙寺字库塔上的雕像,这尊雕像是财神。
字库塔曾遍布中国南方
字库塔,也称字库、惜字宫、惜字塔、文笔塔、字炉、焚字炉、敬字亭、圣迹亭等等,顾名思义,是古时焚烧字纸的塔形建筑。古人认为文字神圣而崇高,字纸(写有文字的纸张)不应随意丢弃,哪怕废纸也需洗净焚化。
敬惜字纸的信仰,是伴随着文字出现产生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人编纂的《淮南子》,形象地描绘了仓颉创造文字之后道破天机、惊动鬼神的力量。事实上,文字的产生绝非仓颉一人之力,而是古人不断探索的结果,早在商代甲骨文便已产生,它掌握在一个叫“贞人”的阶层手中,用来书写卜辞,也有占卜、驱鬼、预知未来的功能,可见文字一出现便有着绝通天地的力量。
时至宋代,对文字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字纸的敬惜,宋人张舜民在《画墁集》中写道,宋人王曾之父爱惜字纸,看到被遗弃的字纸,哪怕落于粪秽之中,也要拾起用香水洗净。一日深夜,孔圣人托梦,说他平日爱惜字纸,其子王曾是曾参转世,他日将进士及第,王曾后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有学者根据《画墁集》的记载,提出字库塔起源于宋代,不过中国迄今并未发现宋代字库塔,而宋代的废旧字纸经常被重复利用,苏东坡在《上文潞公书》中说,“家所藏书,既多亡佚,而此书本以为故纸糊笔箧,独得不烧,笼破,见之,不觉惘然。”王安石在《纸暖阁》一诗中也有“楚谷越藤真自称,每糊因得减书囊”之句,宋代的字纸常用来糊笔箧,或在背面写字,自然也就没有入炉焚化的道理。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字库塔起源于明代,广东省南雄市平林字库塔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为孔子后裔伯道所建,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字库塔,四川蓬安县骑龙字库塔建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意思的是,王曾的故事明代被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加工,“王曾之父生平见字纸遗弃,必拾而以香汤洗之,然后焚化”,加入了“然后焚化”的内容,说明明代始有焚烧字纸之举,字库塔也就应运而生了。
有清一代,敬惜字纸的信仰发展到巅峰,连朝廷都屡屡过问,康熙皇帝曾训示:字乃天地间之至宝……与以天地间之至宝而不惜纸,糊窗粘壁,裹物衬衣,甚至委弃沟渠,不知禁戒,岂不可叹!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尔等切记。雍正皇帝更是警告臣下:再有抛弃字纸者,经朕看见,定行责处。
让康熙、雍正忧心忡忡的,是清代仕子对字纸、书籍的漠视。清代“八股文”盛行,天下仕子的人生理想被局限在“四书”“五经”中,仕子们对非科举用书不加珍惜,只要与功名无关,往往就随意丢弃。清人朱彝尊就目睹了这样的闹剧:读书人对科举无关的书籍不加珍惜,不是盖油罐,就是糊窗户,这种情况以京师尤甚,学子进京赶考后丢弃的书籍居然充塞茅厕,实在有辱斯文。
在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推动下,敬惜字纸信仰走向了鼎盛。对字纸最佳的处理方式无疑是入塔焚化,也正是为此,清中期以后中国大地上的字库塔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其数目何止成千上万,甚至连少数民族地区都屡见不鲜,比如湖北省利川县土家人的木鱼寨中就有座字库塔。字库塔仿照佛塔而建,但不能登临,少为密檐式,多为楼阁式,层数并不像佛塔那样一定是奇数,有5层、7层,也有4层、6层,最简单的仅有1层。历经“破四旧”“文革”,字库塔如今已不多见,盐亭县境内还存有清代字库塔21处,成为我们了解这些建筑乃至敬惜字纸文化的绝佳窗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字库塔的分布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北少南多。北方字库塔据说曾在新疆玛纳斯县西门、河北龙冈书院有发现,不过仅见于史料,并未留下遗迹;南方字库塔在四川、湖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省都有发现,且数目众多,单四川省就发现了170余座。南北数目如此悬殊,似乎无法以战争被毁、保存不佳来解释,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字库塔流行于中国南方。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陈芳女士在《字库塔小议》一文中提出,字纸送入塔中焚烧,不再循环利用,自然以大量纸张出现为前提,清代是中国竹纸制作的鼎盛期,竹纸产量空前。清代竹纸产区集中于南方的四川、江西、湖南、福建、贵州等省,恰好与字库塔的分布范围吻合,这或许不是巧合。
文字信仰深入骨髓
云仙字库塔塔身文昌帝君与孔夫子像
盐亭诸多字库塔中,杨春村的莲池寺字库塔最为宏伟,塔身题记也几乎完好,是颇具研究价值的一座。午后,蒲本勤牵着两只牛驹儿走出家门,到屋后的菜花地里放牛,他任牛驹儿在田里吃草,自己溜达到字库塔底下歇气。这是莲池寺字库塔,高约9米,五层楼阁式,层层内收。莲池寺字库塔为少见的四方形结构,每面有两根对称的石柱,其上镌刻楹联,比如“残章无委地?零字悉焚炉”“品端登品地?功到得功名”,读来颇有韵味。
莲池寺字库塔第二、三层塔身刻有碑文,记载着古塔的历史以及捐资人信息,由于文管所尚未对碑文进行整理,蒲本勤从家里搬来梯子,我爬到塔身,将碑文一字字抄录,从这些或缺失或模糊的字迹中,终于拼凑起了字库塔的历史。莲池寺本系停学公(可能是某位乡绅)所有,寺前有座创立于道光二十年(1845年)的字库塔,历经40多年,古塔倾颓剥落,有乡绅号召提议重建字库塔,消息一经传出,县中的耆英、文生、监生纷纷慷慨解囊。“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职员蒲文超捐钱三百卅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耆英是对高年硕德之人的尊称,文生即在州县书院中就读的学生。
至于乡民们,那更是五花八门了,王大受捐了八百文,董福清捐了三十文,蒲士槐只捐了十文,那真可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了。据《历代四川物价史料》一书记载,晚清盐亭烧酒每百斤价值三千余文,合30余文一斤,桐油、菜油百斤各十五六千文,合150—160文一斤,可见乡亲们捐的钱财并不多,可能只是几斤烧酒钱,几斤菜油钱。我发现,盐亭字库塔无论规模大小,不管捐资多寡,都会一丝不苟地将捐资人的姓名刻在上面。它让我相信,在古时,对于文字的信仰与敬畏,早已深入进中国人的骨髓。
与云仙字库塔一样,莲池寺字库塔的修建也得到了诸如蒸尝会、文昌会、药王会、雷祖会的支持,在这些民间团体中,我首次发现了“惜字会”。清代惜字信仰流行,惜字会功不可没,惜字会也称敬字社、惜字局、字纸会,是清代社会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其活动资金往往由募捐而来,并由会员定期捐资,有些大的惜字会也购买田产,收取租金维持会内运作。
惜字会雇人在街头巷尾拾捡废纸,称“拾遗人”,偏僻的地方也用糖果从儿童手中换取。收回的废纸先存放在会中,尔后用加入香末的水洗,洗字纸的水不能随意泼洒,要用筛子过滤,以防漏掉剩字。字纸晒干后入炉焚烧,用木勺将灰送入陶瓮中,待盛灰之瓮到一定数目后,以船送入江心或海中,待水慢慢淹没,瓮自沉入水中,也称“送圣迹”。“送圣迹”仪式庄严神圣,比如清代台湾,这一天,文人仕子穿戴整齐,护送“圣迹”到码头,彩旗飘飘,鼓乐齐奏,目送“圣迹”消失在视线中。事实上,作为公益机构,惜字会往往入不敷出,程序恐怕也不甚正式,善堂、佛寺、道观往往也拿出部分收入用于惜字。
“送圣迹”耗时耗银,读书人也自己焚烧字纸。蒲本勤的父亲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教授《三字经》《论语》《声律启蒙》。黄昏的时候,一身长衫的父亲常领着他,走到字库塔前,把白天写废的字纸投入塔中焚烧,看着一缕缕青烟飘向远方。父亲一字一句地对他说,“只字必惜,贵之根也。粒米必争,富之源也。片言必谨,福之基也。微命必护,寿之本也。”年过古稀的蒲本勤回忆起父亲的教诲,犹历历在目,他年长后一直以务农为生,没写过什么字,自然也就没有机会焚烧字纸了。事实上,莲池寺字库塔早就荒废经年了。
莲池寺字库塔每层四角雕有石耳,形制如同过去人家门口的石鼓一般,其上雕刻花卉、瑞兽图案。第一层的4个石耳已不存,留下空空荡荡的凿痕,塔身刷上了白色的石灰,上面用墨笔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等字迹。蒲本勤说,“文革”中,县里的造反派写下这些标语,凿掉了石耳,他们还找来绳子想把塔拉倒,被村里人拦了下来,老人指着他们鼻子骂道:这是保佑文风昌盛的,你们怎敢放肆!红卫兵只得悻悻而回。莲池寺就没那么幸运了,古寺被拆毁,和尚也还俗了,木料都运到乡里修电影院了。
字库塔背后消失的历史
山这头的蒲本勤才出门放牛,山那头的赵铁已牵着牛儿往回走了。赵铁家在青山村,村里也有座字库塔,唤作盘龙寺塔,村里人都说,赵铁把这座塔当成宝贝疙瘩一样,前几天有个莽撞的后生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古塔一角,被赵铁好一顿数落。盘龙寺字库塔修建于同治五年(1867年),同样为五层六面形楼阁式,底层石耳刻有“忠、孝、信、悌、礼、义、廉、耻”八字。
盘龙寺字库塔因寺得名,面前曾有座盘龙寺。赵铁说,盘龙寺供奉观音菩萨与药王,“土改”时,隔壁三台县来了几个长工,找不到容身之所,就把盘龙寺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石料修了几个院落,“长三间,两头钻”,宽敞的很哦!赵铁指着对面的山头说,就是那几个院子,里面至今还住着人呢。
字库塔选址往往有三种选择,一是寺庙、道观、宗祠、书院附近,二是场镇、集市等公共空间,三在群山之中,或是绿水之侧,事实上也充当着风水塔的角色。又是第一类最为常见,数目也最多,清人余治编纂的《得一录》就说“字炉宜制造净院祠宇为上,书馆次之”。我蓦地想起,几天来,我在盐亭县寻访过任广村真武宫字库塔、云龙村富乐寺字库塔、华严村华严寺字库塔、文同村高院寺字库塔,它们过去立在真武宫、富乐寺、华严寺前。而我跟当地人聊天时,他们总会指着某处青山、某块麦田、某畦菜地告诉我,那里曾经有过寺院、道观、祠堂。如今,21座字库塔依旧屹立在盐亭县的荒野田畴,这是国人之幸,而与之对应的寺庙、道观、祠堂却永远地消失了,这或许又是国人之大不幸。
中国唯一的字库牌坊
单单是字库塔,似乎还不足以表达盐亭人敬惜字纸的热情,他们还建造了一座牌坊。牌坊是古时竖立在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的礼仪性建筑物,根据用途不同,有功德牌坊、功名牌坊、孝子牌坊、贞节牌坊、会馆牌坊之分,没想到,盐亭人还建造了一座惜墨如金坊,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字库牌坊。
惜墨如金坊位于麻秧乡檬子村敬老院门口,高6.2米,宽7.4米,四柱三开间,左右次间各有一字库,坊身开龛,供奉仓颉、孔子、关羽造像,正面和背面正中分别刻有“惜墨如金”“学海文宗”四个大字。奇怪的是,牌坊正楼之上还耸立着一座六角楼阁式塔,这种坊上有塔的造型,放眼中国也极为少见。究其原因,字库牌坊虽是牌坊,工匠可能觉得再加座塔更像字库,这才有了这座奇怪的牌坊。
惜墨如金坊坊身、门柱、抱鼓之上镌刻“二十四孝”,比如“郭巨埋儿”“戏彩娱亲”“弃官寻母”等等,还有“三英战吕布”“辕门射戟”“穆桂英挂帅”等戏剧故事。“辕门射戟”中,一身戎装的吕布奋力拉开大弓,瞄准着远处竖立的戟,戟前还悬挂着一枚铜钱,似乎更加突出吕布百步穿杨的神技。
牌坊的修建者,却是当地一位普通的石匠,坊身的《檬子垭新建字库记》记载了这段往事,作者是文生程鸿绪,他听友人陈蕴山说起此事,感慨之余写下这则题记。石匠姓金,看到乡人丢弃字纸,屡屡规劝无果,遂与乡民商议筹建字库塔,石匠人微言轻,乡民鲜有响应。石匠领着儿子金大兴独自在山中采石,历时3年,终于凑够了所需石料,此时金石匠家中已快揭不开锅了。金石匠义举感动了乡民,也令读书人自愧不如,他们纷纷捐资,协助石匠建造了这座牌坊。碑文一文一答之间,充满了戏剧性,“余曰:‘金君何人?’曰:‘攻石者也。’余曰:‘家赢足乎?’曰:‘贫也’。……余曰:‘金君□非通□文字者乎?’曰:‘略识丁耳。’”
清代的社会还流传着许多故事,宣扬敬惜字纸的福报与不敬字纸的恶果,惜墨如金坊上也刻有两则:江陵人郭化卿,算命者曾说他“止有三九之寿,且无子”,化卿平生洁身自好,敬惜字纸。27岁那年,化卿坐船外出做生意,偶尔上岸看到满地的碎烂书籍,急忙收捡,船家久等不来便开船离开,化卿后来才听说商船遇到强盗,人货俱没了。逃过一劫的化卿回到家中,妻子已有身孕,并产下一子,再碰到算命者,说他寿命已延至98岁。相反,有个叫何吉的常以纸抹桌糊窗,一日用字纸抹了桌子随手扔在地上,家僮误扫入茅厕,两日后天雷滚滚,何吉与家僮俱被震死在茅厕旁。这些故事书写在牌坊上,口口相传,妇孺皆知,敬惜字纸的观念也就流淌在中国大地上了。
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流愈加频繁,西方思潮也影响着国人。1898年出版的《格致新报》提出西方“重字义,不重字迹,故无敬惜字纸之说”,而从资源的角度而言,西方利用废纸再生产,中国人却在“暴殄天物”,也使得焚烧字纸的行为饱受质疑。民国九年(1920年),中国最后一座字库塔在贵州省瓮安县出现,此后,敬惜字纸信仰逐渐式微,不过那些耆老、书生,却依旧顽固地将字纸投入塔中,传承了数百年的传统似乎并不容易轻易舍弃。
我的老家在江苏扬州市一个小镇上,码头前原来有座砖砌的字库塔,后在“文革”中被毁。幼时写了书法,我年迈的奶奶总是嘀咕,写好的纸不能乱丢,仓颉老爷会怪罪的。幼时的我不解其意,而当我站在惜墨如金坊下时,老人的话却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我相信,许多国人都听过这样的唠叨,有过这样的记忆。敬惜字纸的信仰并未因为字库塔的消亡而消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林立着一座座无形的字库塔,对文字的信仰、敬畏依旧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文 水可舟 图 邓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