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年—1980年），中国现代着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39年秋来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6年间踏遍蜀地求真知。
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
抗战期间顾颉刚在四川逗留了6年多，成都与他的缘分也不浅。期间他曾两度到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一次住了一年又九月，先在华西坝，后迁北郊新都的赖家院子，第二次住了半年，研究所已由郊区迁回华西坝鲁村。第一次来成都之前，和许多流寓学者一样，顾颉刚辗转过不少地方，1937年到过甘肃、青海两地，1938年又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任教，但三地的生活对他而言并不是很惬意。1939年，游历昆明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和历史系主任张维华前来拜访，表示欲在成都恢复该校的国学研究所并礼聘他主持所务。1939年的秋日，顾颉刚踏上天府之国成都。“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感到欢天喜地。”这段话，是顾颉刚在华西坝演讲中的一段开场白，足以见出他对成都治学环境的满意程度。当年，流寓大后方的教师与学生流传着一个谈资，说重庆是“人间”，陕西是“地狱”，而“华西坝”则是天堂。
那时节举国抗战，云贵川三省共有内迁高校56所，也有人估计内迁西南的高校至少有70余所。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先后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时称“五大学”联合办学。一时之间，古锦城可谓群彦毕至，星光灿烂。1942年11月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科学家踊跃参加，顾颉刚是该学会的骨干会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很多学者、科学家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学者也加入进来，共同构筑了特殊时期中国学术的一方亮丽风光。抗战胜利之后，流寓华西坝的学者曾撰写了一篇《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其中道出了学者们聚集此地的历史原因：
“成都自古为西南名郡，文物之盛，资源之富，风土之美，冠于全国。故中原有警，而西南转为人文荟萃之区，此之既往而已然者也。民国肇兴，华西协合大学于焉成立，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而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不仅为成都名胜，亦西南学府，四方人士心向往之。”
深谙历史的顾颉刚当然也知悉此言，不然他也不会以“天堂”之喻来称誉成都，他与此地的缘分可谓命定，同时，他当然也是汇入这个学术“天堂”的一颗耀眼星辰。
赖家院子的学术生涯
来到成都，顾颉刚居住于状元街附近的青莲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设在华西坝。不久之后，由于人员增加，房屋不敷使用，顾颉刚又将研究所迁到成都北郊崇义桥的赖家院子(今新都区内)。此地远离市区，处于农田包围之中，环境更加安静。园内花木扶疏，池水静谧。当年在此求学的严耕望先生对这里的境况有过详细描叙：
“院子本为一赖姓富家住宅，占地甚广，旧式庭院三进，后为花园，花木甚多，故又称为赖家花园。院之右前部有荷花池，池外围墙内植杨柳数株。池中有大型水榭，曰消夏亭。池后厢房多间，屋宇花园外有围墙，竹树环护，甚为畅茂。墙外小溪绕之，溪外农田，一望无际，只有稀疏的独立村庄点缀其间，好一片宁静气氛。”
从喧闹归于平静，顾颉刚不由得感到身心轻松而舒坦。与抗战时来到成都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对这里的文化氛围也很满意，尤其是建立研究所必需的图书资料，在这个文化故都是不缺乏的，许许多多的旧书店成为他搜集资料的好去处，位于和平街16号成都着名的私家藏书楼“贲园”他也慕名前往过。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位广东藏书家寄存的大批图书，顾颉刚通过协商，将这批书置于研究所，供研究人员朝夕查阅，可谓“软件”与“硬件”齐备。那时候，当东方的曙光尚未初现，当成都坝子的浓雾尚萦绕在农田，清晨大约六点之时，头发斑白、身材颀长的顾颉刚已在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学生胡厚宣经常于此时听见老师办公室内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后来方知，顾颉刚是在反复念读自己的文章，以找到最佳语感而修订。
标点《二十四史》的梦想
在成都，顾颉刚最大的雄心是实现他标点《二十四史》的学术计划，并与当时的着名出版家王云五商量过此事，王承诺如标点完竣，他将用一年的时间将其印刷出版。可这个计划何其庞大，他的研究所虽然先后请了钱穆、杨向奎、胡厚宣、沈镜如、孙次舟等人，再加所带研究生孔玉芳、张蓉初、严耕望、杜充简、钱树棠、许毓峰、魏鸿祯等人，但要将浩漫的《二十四史》整理标点出来仍是漫漫长路。顾颉刚素来以大手笔的学术气魄而闻名，他年轻时的梦想是作四部着作：一是《帝系考》，二是《王制考》，三是《道统考》，四是《经学考》，总名为《古史四考》，后来又想编纂一部《中国民族史料集》，其学术胃口的确大得惊人，这成为他的优势同时也成为他的“短板”。那时候学术圈中，谈到顾先生的学问大都会说：“他的计划太大”而下一句便不肯说出来——“难以实现啊！” 就拿标点《二十四史》来说，顾颉刚后来自己也说要将其书“细细读过不是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4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十年吗？” 不过，顾颉刚确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几十年之后，他在新的历史境遇之下主持《二十四史》点校，该丛书的标点工作才得以完成，虽然离他当时的构想，将史籍中散乱的材料串联、集合成为有系统的，可成为各种专史的材料集仍有很大的差距。
天才加勤奋 蓉城出高产
1939年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
天才加勤奋是顾颉刚显着的学术性格，虽然他以有生之涯未竟毕生之愿，但仍以高产的史学着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学术年谱》记录着他在成都期间耕耘的成果：1939年11月，整理写于昆明的学术着作《浪口村笔记》。12月，写毕《西庑读书记》，以读书于成都学宫之西廊而题此名。1940年，写作、发表文章及文集94篇(册)。《骆园笔记》一册以赁屋于华西坝骆园题名。1941年，写作、发表的文章有32篇。其间，尚外出考察古物古迹。1942年至1944年频频外出考察，又往返于成渝两地教授课程以及操持学术事务，着述计有30余篇。这粗略的统计无疑反映了顾在成都的专志着述，果然是成绩不菲。
与其他学者相比，顾颉刚的特色之一是擅长组织学会、办理刊物、经营出版。刚到成都，他即组织建立了“中国边疆学会”，学会鼎盛时会员达到了600余人。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其特色，不知道他与华大学人有无交往过从，但他1945年在重庆主持《文史杂志》时曾来成都约请华大“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为该刊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想来他对成都的学术动态是有了解的。
在教学与着述之外，顾颉刚还创办了《责善》半月刊，主编《齐大国学季刊》、参与《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和《中国边疆》月刊、《边回》周刊、《边疆丛书》的编辑，发起创立《史学季刊》，还担任了不少的学术职务。顾颉刚曾在给他的学生郑德坤信札中叙说自己的忙碌，说自己恨不得分身为两个人，以应付做不完的工作。看来，他在成都难得的“清静”，也只是远离了一些琐事缠绕，他的头脑却是不停地在为学术而运转着。古人所说勤奋读书人在车上、马上、厕上也不闲着，他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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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寓成都的短短两年时间中，顾颉刚用他的笔墨留下了他的学问，也用他的双足留下了他在四川的体温。1940年12月，他坐上一辆胶皮车，从双流的熏风塔出发，开始他触摸新津历史脉搏之行。在新津东面的第一道门户花园场，他与蜀王“相遇”。传说这里曾是蜀王种花的地方，但是蜀王不止一人，且蜀有前后蜀之分，那么这蜀王该是哪一个蜀王呢？善于提出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顾颉刚在他的老师胡适那里获得的秉性。他晚年对他的小女儿说过：“遍地都是黄金，只怕你不去捡，随处都是学问，只怕你不去想。”
在短暂新津两日游中，这个小小的区域即有众多的古迹与学问向他扑面而来。在金马河、西河、南河五水交汇点，王勃的着名诗句从他心头浮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里真是那“五津”的所在么？在一个小石桥旁，一座刻有“宋太子少保张商英故里”的石碑映入他的眼帘，他恍然有悟，原来宋代有名的张唐英、张商英兄弟便是从此地出道的，不由得他又思考追问起这张氏兄弟在蜀地的先祖来。在新津的古城墙上、在九莲山、在随处可见的汉墓石棺中、在修觉寺、在玉皇观、在老君庙……顾颉刚领略了新津的古朴与幽深，蜀地的沉浮与沧桑。
他的足迹还曾到过四川的华阳、新都、双流、新繁、彭县、郫县、灌县、大邑、邛崃、崇州、温江、夹江、乐山、宜宾、南溪、合江、巴县、江北、合川、铜梁、大足、璧山、内江、隆昌、泸县、北碚。凡所到之地，他都将头脑中储存的历史信息充分释放出来，以印证实地所见，更不放过一丝丝的疑惑。他乘飞机到成都的时候，于天空中俯瞰蜀地，连绵不绝的山峦从他的眼帘中次第划过，让他印象深刻。
研究四川的宏大计划
顾颉刚在四川客寓了6年多，使得他有更多收集资料的便利与实地观感，他是现代史学中最早对四川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写就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以及《秦汉时代的四川》等专着。他的高足、与他先后同在华西坝执教的郑德坤也曾撰有《四川古代文化史》。另一位他在赖家院坝指导的研究生杨向奎则撰写了《李冰与二郎神》的论文，师生三人的着作皆成为研究四川历史的早期现代史学论着。
对于上古史，顾颉刚一贯怀着怀疑思想的，这也同样促使他欲拨开古蜀国的重重历史迷雾。他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及其批判》一文中，为当代人描述了一个与往昔文献记载不同的巴蜀，推翻了历史上的一些误笔甚或是伪史，他断定：“至于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两点而已。”他的学生方诗铭评价老师的这个论断是“开我云雾，在巴蜀史研究上有着重大意义”。
但是以顾颉刚一贯的学术风格，他在四川所作的这些论着远不能实现他对历史进行大范围研究的胸襟，1986年，顾颉刚的学生王煦华在四川的《文史杂志》中公布了老师的一份旧文，那是1945年12月18日顾颉刚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所谈到的部分内容可视为顾颉刚全面整理四川文献的计划。该计划共计三部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大手笔。其一为整理，计分：1、四川先哲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编纂；2、四川掌故丛编，凡记录四川的史事与地理的皆纳入；3、四川地志汇编，从《华阳国志》起至清代，涵纳所有省府州方志；4、四川碑传集，凡传状墓志铭皆入；5、四川景物图微，凡名胜古迹古物皆照相编录；6、四川艺术汇编，凡书画雕刻建筑之有价值者，分集编录；7、四川戏剧汇编；8、四川礼俗汇编。其二，根据以上丛书整理后写作四川史、四川学术史、社会史、地理史。其三，设立有关机构专司其职：1、设立四川文献征集委员会；2、编辑四川文献月刊一种；3、设立四川文献刊行委员会；4、设立四川文献学会；5、设立四川文献馆。对蜀人而言，这份计划书不仅是一份历史学家理性的文本，其中流淌的文字也透露了顾颉刚对巴山蜀水的钟情。在信中罗列计划之前，顾颉刚对友人说明他欲整理四川文献的缘由：
“四川交通，在昔视滇为便，川版书亦稍稍向外流传，但皆零星，不能使人有系统之认识。前数年在成都，常与人谈，谓云南丛书、黔南丛书皆在陆续刊行，四川文化高于滇、黔，何以不闻有辑集之者，此亦川人之责也。”
这项计划顾颉刚虽至死也未能实现，却给后人指明了路径，是后学们整理四川历史文献的重要参考。几十年之后，已到耄耋之年的顾颉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信件，写信人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信中就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向他商榷，并指出了他文章中的一个错误，顾颉刚查证之后很快给对方回了一封长信，承认了他当年的疏忽，还热心地承诺要给这位年轻人推荐发表论文。或许，这是顾颉刚与四川的最后一次学术缘分。
善于理财的学术大师
曾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顾颉刚关系密切。抗战前后，两人都曾在华西坝留下过治学踪迹，但却未曾在华西坝谋面。当顾颉刚来到成都时，郑德坤已远赴英伦留学，而当郑德坤留学归来，顾颉刚却早已离蓉。在异地相隔的日子里，两人飞鸿不断，顾颉刚写给郑德坤的23封书信手札现保存于华西协合大学的档案中，信中传递着围绕“古史辨”学派的学术信息，也透露了顾颉刚的另一个秘密，除了学术，他的头脑中还有另外两个字―经济。
顾颉刚对经济的认识集中在1933年7月28日信件中的这一句话：“我常常觉得在史地方面，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钱是一定要的，有了钱可以使个人生活安定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有了钱才可以到社会上做事而不虞竭，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之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
这里所说的“发财之术”，是建议郑作一部适用的、通俗的《中国通史》，他自己则另作一部别样的《中国通史》，除去学问上可以相互发明，还可以抽版税赚钱。他信心十足地对郑说：“只消年销万部，将来种种事业就可以逐渐进行。”《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纂，郑顾是合作者，由吴志顺绘图，谭其骧校订。信中有这样的话：“日前接汇洋贰百元，得此后援，裨于画地图者不浅。吴志顺君从七月份起加薪五元……将来地图出版，销路畅旺，亦可分与他版税若干。”“地图归谭其骧兄校对，不幸他作得太迟……弟拟嘱吴志顺君进城……一方面可以督促谭君速校，一方面修改又便利，其房饭金亦由我们出，兄说如何？”“地图出版，只要善为宣传，不难畅销；且《燕京学报》亦可出一专号，可收些稿费也。”对于当时尽人皆知的初创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他一再要求郑德坤致力于发展会员，征求订户。信中嘱咐：“现在订户有三百，如能大家勉力，每一会员拉五个订户，印刷费即无问题。”“我们现在欠的印刷费约一千元，数目似大，但二百会员分配，每人亦只五元而已……我不希望你们太多……我只要一狐之腋而已。”可以看出，“加薪”“督促”“分版税”“出房饭金”“又可收些稿费”以及“善为宣传”和滚雪球似的促销做派，禹贡学会的一代宗师与现如今的出版商在操作上有何区别？
顾颉刚弄钱背后的文化抱负，是非一般出版商可比肩的。但他也不做陪本买卖，赚了钱他是高兴得很，这在他的通信中看得出来：“引得校印所，是我们社中第一件事业，一年来居然赢利两千元。此系第一年，开办时费用甚多，尚能如此，则第二年以后可知……”凡有弄钱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1937年他对郑说：“现在美庚款正招奖学金之请求者，甲种每年3000元，我已嘱学会中职员去请求。”
弄钱的重要方式是买股票，当股东，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他曾告诫郑德坤：“兄参加出版公司拟以为快，现在集股期迫，请兄接此函后即将股款十万元送交暑袜街金城银行徐经理辅德收转为荷。”他对股票的沉浮也看得清楚：“现在法币贬值日甚，此间诸股东意，去年定股本一千万元，今日便非两千万元不可。”
1943年11月，顾颉刚创立了大中国图书局。对于未来出版事业的发展，他雄心万状地对身处成都的郑德坤说：“成都方面如能借兄之力，俾得增加股额，尤以为幸。总望兄出力干预，使此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出版家也。”一直到1954年，顾颉刚仍担任着大中国图书局、大中国图片社总经理。他对经济的重视，看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有人对顾颉刚民国期间的收入粗略地统计过：“顾1935年42岁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元，月收入560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着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1万元(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文 雷文景）
